此次童工事件出来后，一些奉行极端自由主义观点的人认为，禁止童工的立法和执法是不合理的、盲目的，不让他们打童工是对他们“所能拥有的”改善自己生活的“最好机会”的剥夺。他们引用这些童工中一个小女孩的话来证明童工的收入不低，待遇不差，并举例有多少名人其实就是童工出身。他们进而呼吁要废除禁止童工的法律，把“工作的权利”还给孩子。

　　按照这个逻辑，大凉山童工事件拷问的就只是“不合理的立法和执法”、就是媒体没事找事的报道行为，而废除禁止童工的相关法律，让童工们重新回到工厂、矿山以便“自食其力”，就是唯一合理的政策选择。全社会则只能耐心等待经济发展来自然消灭童工现象。

　　然而，这样一种对童工现象的温情脉脉的描述，乃至隐含的认可与赞许，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现代翻版，它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在理论上找不到任何依据。

　　首先，无论历史上，还是在当下，童工的处境并不美好。儿童参与劳动古已有之，但是童工制度(被企业正式雇用参与流水线生产)却是源自英国工业革命。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时，正是英国历史上童工的高峰期，采矿、纺织及其他制造业都雇用了大量童工，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甚至更多。对于童工的工作环境，马克思的描述是，如果但丁还在，他一定会发现他所想象的地狱也赶不上这种情景。尽管当今世界的工厂条件比两百年前的英国已经大为改善，然而各种报道和研究都指出，童工不得不超长时间干和成年人一样的重体力活，或利用身体一个部位(如眼睛)专注于做一件事，极不利于身心健康发育，甚至落下各种疾病，更别说还大量存在类似中国黑砖窑和小煤矿这种极端危害身体，乃至危及生命的情形。

　　其次，未成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决策，无论是由其个人还是父母作出，都很难说是“理性”的。有人反复强调，不可能有人比孩子自己更想让自己过得更好，不可能有人比孩子父母更为自己的孩子着想。问题在于，主观上个人希望“趋利避害”，不等于客观上一定能达至。即便是成年人，受制于所掌握的信息和计算能力，也只能拥有“有限理性”，更何况未成年人心智未开、处世不深，掌握信息更有限，计算能力也更弱，甚至连什么符合自己的利益可能都缺乏认知能力。另外，父母对孩子的利他天性不假，但是父母与孩子的利益毕竟不是一致的，特别是在非常贫困的处境下，也会做出不利于孩子的决策，譬如让孩子当童工，以便将孩子一生中的一部分收入让渡给自己(即“negative bequest”)。

　　在这种情形下，全社会通过政治过程进行立法，确立维护未成年人利益的一些客观准则，要求全社会共同遵守，就是一个交易成本更小、能够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次优安排。譬如，禁止童工并非是对未成年人“自我救济权利”的剥夺，相反，这是对他们身体发育权利、营养权利和受教育权利的伸张，更是对未成年人成年后平等地参与市场权利的保障。从而能够更加公正、全面、有效地维护每个孩子的切身利益。

　　第三，即便法律允许童工，在加总层面上，童工对贫困家庭的收入效应也是不确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未成年人加入劳动力市场，改变的是劳动力供给曲线，在需求曲线不发生变化的情形下，一方面会带来工资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也会把一部分不愿意接受低工资的成人挤出劳动力市场。家庭部门的总收入是上升还是下降?这取决于工资水平的下降和就业水平的增长两者此消彼长的相对幅度。只有在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弹性相对较大的国家，允许童工才能导致贫困家庭的总收入增加，而在低端劳动力需求日益缺乏弹性的国家，譬如中国，恰恰是把童工带出市场，而不是推向市场，才会提高贫困家庭的总收入。

　　第四，消除童工现象根本上需要依靠经济发展，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就社会整体而言，带来经济发展的是更好的教育水平，而童工本身恰恰阻碍经济发展。正如经济学家马歇尔所言，一切资本中最有价值的是对人本身的投资。在谈到童工问题时，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孩子们全面才能的开发越少，他们就越意识不到才能的重要性，并且进行才能开发的可能性就越小。对儿童基础教育的投资所带来的高社会回报率早已被许多研究所反复证明。从跨国经验的比较上看，二战刚结束时，东亚国家的童工参与率与其它地区相比并不低，但是东亚国家普遍重视基础教育，因此有更好的经济发展，到2000年时，不但童工绝对数大幅减少，童工参与率也迅速降下来;而同时期基础教育较差的非洲，高童工参与率带来的只是经济停滞而已。

　　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未成年人过早地参与到正规的雇佣劳动，而没有机会接受基本教育，获得基本技能，随着技术的进步，将很快无法胜任工厂生产线的更高要求，从而只能长时间停留在简单的附加值工作岗位上。对一个国家而言，劳动者素质普遍如此，只会导致投资的匮乏，乃至资本的外流，从而使经济发展雪上加霜。为什么工业化进行的越早的国家，更早采纳了强制性基础教育制度?与其说是出于仁慈，毋宁说是工业界的内在要求。因此，即便不考虑伦理上的可接受性，而仅从改善经济效率，加快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虑，禁止童工、并且让未成年人接受强制性教育，也是最合意的政策取向。

　　当然，明确了禁止童工是更好的选择，并不等于立了法就能够立即消除童工现象。大量经济学文献分析表明，童工现象背后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除了物质贫困之外，还有机会贫乏、信贷市场不完备、劳动力市场不完备、父母特征，宏观经济上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经济增长缓慢，以及性别歧视等社会原因。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一方面针对特定的童工现象，分析清楚背后的具体原因，以便“对症下药”;另一方面，正如长期研究童工的著名印度裔经济学家巴苏所言，在极端贫困条件下，如果只是强制禁止童工，而没有政府和社会的救济措施跟进，对孩子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更严重的饥饿和身体伤害，因此政府有责任提供配套的福利措施。

　　从社会契约论的视角来看，在现代社会，人们让渡权利组建政府，并自愿承担纳税义务，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的一生充满各种风险，包括出生在穷人家的风险，我们需要政府来为此提供保险服务。而政府对贫困家庭提供生活补助，对其子女提供强制性教育等福利措施，就是兑现向每个公民承诺的保险服务，从而保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对此，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已经给出了精辟论述。

　　有了上述讨论，当我们再回到大凉山的童工问题，情形似乎更加明晰了：它拷问的不是政府禁止童工的立法是“恶法”，而是政府是否充分履行了应该承担的更多责任!

　　譬如，中国已经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发展，成为了人均收入中等偏上国家，为什么大凉山地区还如此贫困，显然，地区收入分配不公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缓解贫困家庭因为极端贫困而让孩子辍学打工，中央政府是否提供了更有效的贫困资助计划?再如，大凉山地区的孩子普遍外出打工而逃避强制性教育，这是否反映了教育投资的私人回报率偏低?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基础教育的社会回报率非常高，而私人回报率却相对要低很多，为什么教育投资收益难以内部化，这是否与一个地区创业环境不佳有关?而创业环境是否又涉及到地方政府的行政效能和廉洁程度?最后，也许我们还需要追问，户籍制度对居民流动的束缚、缺乏最低要求的资金资源来做小生意，中国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和信贷市场，又应该为童工现象担负多大的责任?

　　所有这一切，也许最终都指向一点，那就是在未来，政府能否加快政治经济改革?!我们国家能否建立更加健全的法治、更加有效的市场、更加高效廉洁的政府、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保障?!为了大凉山的孩子，请不要逃避拷问!

　　(本文首发于“凤凰网”《凤凰评论》2014年1月4日第8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