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在呼吁政府财政公开、“三公”公开日益高涨的今天，河南焦作市十多年前就已做到财政全透明、预算公众参与的财政制度改革。

　　据焦作市财政局局长申相臣回忆，因为1998年以煤炭为经济支撑的焦作市遭环保政策调整，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均负增长，捉襟见肘的财政危机促成了财政改革。从1999年开始，焦作市委市政府收回各部门财权，推行会计委派制，由市财政局统一派驻会计管理各单位财务，并进行预算公开、政府采购公开、社会听证、绩效管理等一系列改革。

　　为什么这个预算公开的改革会是在焦作市，而不是在号称政府治理综合能力更高的东部地区发生？在我看来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焦作市政府在当时陷入了财政危机，政府甚至发不出公务员的工资，内部有关财政管理一团糟，报道称，“当时乱收费、乱摊派严重，经济秩序混乱、会计信息失真，甚至各单位有多少钱，有多少小金库，连市委书记、市长也不甚清楚。”

　　当市长不知道当地真实财政状况时，所能够想到的就是上收财权，统一管理。但是，各部门财权被上收之后，如何妥善处理财政局和这些部门之间的关系？如何确保这些部门原有的财务不被财政局所内部消化？于是，“预算公开、采购公开和社会听证”就被作为财政局统一财权之后的平衡———确保这些部门的权力不因财政局的内部操作而消逝。换句话说，“预算公开、采购公开和社会听证”就是对会计委派制的对价。

　　为什么本来是为了摸清家底的权宜之计能够实行十年之久？因为在当下中国，很多政策往往是“人走茶凉”———主事领导走了，这个政策也就终结了。据我观察，焦作市的财政改革之所以能够历经十余年，最为重要的原因是该政策已经在市财政局和其他局委办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财政生态，一旦取消原有政策，就会破坏甚至颠覆当地的财政平衡，而这些碰撞所产生的压力决不是一般的政府官员所能够承受的，为了不在自己任内出更大的问题，后任的官员也就萧规曹随了。甚至，部委局办为了对抗财政局的一家独大，反而产生了更多财政公开的做法，如“社会听证”。

　　不过，在我看来，焦作的财政改革对当下中国财政制度变革可能没有多大借鉴意义，因为目前中国的财政收入突飞猛进———据财政部于本月12日公布的信息，“前11月全国财政收入97309亿元”，增速远超GDP。而据不少经济学家统计，财政收入已经占GDP的35%。当政府如此富足的时候，它断然不会想到作茧自缚进行财政预算改革———年底突击花钱都来不及，怎么还有心思去想预算公开？环顾历史，改革总是在政府遇到危机的时候产生。如果没有上世纪90年代财政收入的不断减少，中央政府断然不会有分税制改革的动力。因此，在政府财政收入状况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指望政府能够自上而下地改革，可能是太过于乐观了。

　　从焦作的案例来看，改革要取得成功，就要平衡好各个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可能是所有的改革者都要特别注意的。焦作市今日的财政改革，实际上都是为了防止财政局一局独大而做出的应对，或许这些措施本来是为了平衡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谁都想不到利益越来越难以平衡，最后只好通过公开预算和引进社会听证等方式。这可能是当初的制度设计者所没有想到的。当然，这也说明，改革是一连串事件的集合，而不可能是某个部门的单兵突进，它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的权力牵制和妥协。

　　据报道，目前焦作市在财政公开之后还要对政府花钱的绩效进行评估，并且委托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对该市15个项目涉及3亿元资金进行绩效评价。在我看来，这纯粹是多余了：政府花钱，总是效率不高———如果不是最没效率的话。那么，如何解决政府绩效不高的问题？我的意见是，维持最小的规模，尽可能地不让政府自己拿钱搞经济建设———而是交由市场来解决。

　　最后要问的是，焦作市在这十几年中，政府的规模与10年前相比有没有膨胀？如果政府膨胀了，财政再公开也没有多大意义。焦作市政府能够经受住这几年财政收入年年上涨的诱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