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放宽市场准入，加强公正监管，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让各类市场主体更加活跃。”在市场监管体制和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完成后，一支队伍管市场的局面基本形成。此时，更需要从理论上弄通市场监管为什么、是什么、怎么管的问题。而“为什么”，是市场监管执法的立足点、出发点，是市场监管执法的价值取向。

　　市场监管的价值取向

　　以发展为手段，以增进全民福祉为目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现代政府的基本价值取向。市场监管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其目的是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保障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基于现代政府的价值取向，我们所需要的市场秩序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符合发展的要求。一种秩序要得到社会各界认可，必须适应社会和民众需求。发展，尤其是高质量的发展，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因此，我们期盼的市场秩序，必须符合发展乃至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这种井井有条的秩序下，市场主体能自由自主地依法追求自己的利益，消费者能够放心消费。

　　二是符合市场规律。市场作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有其自身运行规律。我们所需要的秩序，不是用人为设计的规则和强力的执法手段，改变或取代市场运行规律，让市场按照“设计”的“思路”运行，而是为市场体系的健全、市场机制的顺畅运行清除障碍。因此，规范市场的种种规则和监管手段，应当适应市场规律，而不是相反。

　　三是充满活力。无论是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出发，还是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出发，我们都希望建立一种有利于发挥市场活力的秩序。这种秩序，有利于市场要素的流动，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这就需要在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和监管中，通过简政放权为市场主体松绑。

　　转变监管理念和创新监管方式

　　手段服从于目的。作为手段的市场监管，就是要通过立法、执法等方式，实现监管目的——秩序与活力的统一。在这个目的之下，转变监管理念和创新监管方式是实现秩序与活力统一的基本前提。

　　首先，“管”与“理”的问题。在以往的市场监管中，我们经常会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表面上，这是管理手段的问题，背后实质是思维的僵化。在计划经济下，对经济乃至一切社会事务的管理，都处于“管住”，制约人们的行为。管理上追求的是一种简单的服从，而不是关系的理顺。管理上的“死管”，必然导致“管死”，死水一潭式的秩序，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极其有害。我们要变“管”为“理”，所谓“理”，就是治理、理顺，也就是依法理顺市场的内在关系，保障市场机制的顺畅运行。

　　其次，增强预见性。市场经济是一个多元包容的经济发展形式，体现出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交易行为的复杂化、市场业态的多变性等特点。这就更需要市场监管部门具有较强的预见性。真正的好中医，强调治未病，防患于未然，而不是等病入膏肓，再搞“治乱用重典”。市场监管部门要成为市场的把关者，更要成为“把脉者”。

　　再次，“有为”与“无为”。要维护市场秩序，就必须依法运用检查、抽查、处罚等多种执法手段，对市场主体的竞争、交易行为进行监督，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这就是市场监管的“有为”。但是，这种“有为”，并不以多检查、多干预为验证标准。最终的监管效果要由市场主体、消费者的感受和市场状况验证。有的时候，表面上的“有为”，恰恰是无所作为，就是失职。

　　经济学上的帕累托定律，对市场监管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借助这个定律，我们想象一下，作为一种有投入产出的行政行为，市场监管的最优状态应当是投入最少，秩序和活力最优。如何做到有效监管?抓住关键是主要的。管不到点上，干得再多，也是无效甚至有害的。监管链条上的关键点，只能从生产关系的四个环节、健全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的关键点上寻找。

　　第一，理清监管的链条，找到关键点。千头万绪、千变万化的市场，由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组成。而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生产关系的四个环节。市场监管的链条，就镶嵌在四个环节之中。对四个环节的重点问题，深入分析研究，理清监管重点，完善市场规则。

　　第二，强化问题意识，找准执法的切入点。要善于从企业经营者、消费者、媒体反映的问题中，找到执法的切入点。一段时间以来，食品安全、侵犯知识产权、传销、垄断、消费欺诈等，是市场上的老大难问题。抓住主要问题发力，才能事半功倍。

　　第三，以诚信建设为核心，强化自律意识。如果市场主体具有较高的自律意识，能自觉地诚信经营、公平竞争，则市场会较为有序、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也较高。因此，必须加快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深入推进年报公示制度，并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第四，进一步简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通过推进商事制度改革等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减少审批事项，降低创业门槛，市场主体的活力得到了有效激发，监管的重点由重审批向重视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在深入推进改革的过程中，随着负面清单的推出，市场主体的自由度进一步加大，更加有利于市场活力的迸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