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披露，截至2017年3月末，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已经达到116.6万亿元人民币。2017年第1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6.93万亿元人民币。如此规模庞大的金融部门和资产规模，如何保证未来将向好的方向发展和演化，无疑是重要的课题。本文结合中国经济在经济增速、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动力方面的“新常态”，着眼中长期探讨未来金融改革的抉择。

　　未来我国金融发展的新趋势

　　从中长期来看，我国金融发展有可能出现以下新趋势：

　　首先，金融发展出现分化的特点。伴随着经济发展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从城镇向农村、从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向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地区、从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向受教育程度相对不高的人群延伸，我国未来金融发展越来越呈现两极分化的特点。一方面，高端的金融技术和金融业态不断出现，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接轨日益加快。另一方面，在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在受教育程度相对不高的人群中，传统的金融经营模式仍在“深耕细作”。

　　其次，欠发达地区、部门和领域发展对外部融资的依赖程度加大。随着经济发展延伸到欠发达的地区、部门和领域，这些地区、部门和领域的初始资金积累往往非常少，离开了外部融资的资金支持，经济发展无法起步，难以摆脱目前的贫困陷阱。有望较早摘除或已经摘除贫困县帽子的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大了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各级地方政府都积极鼓励各地银行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信贷支持。

　　再次，信贷资金的超前投放与欠发达地区、部门和领域的竞争力简单对接可能带来信贷错配。相对宽松的流动性供给和金融技术进步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宝贵的资金，但是，对机遇把握不当可能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带来更大的金融风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这样的一个教训。信贷资金配置失误表现为在实体经济中资金被用于错误的项目。简单地将资金直接投放到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能力不足的欠发达地区、部门和领域，不引入其他人力和技术资源，可能会导致恶性循环。

　　最后，金融理论对金融发展的支持将日益明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促使理论界对金融理论进行全面的反思。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金融发展理论工具的创新已经基本完成。新货币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同理论流派各自发展已经趋于成熟阶段。金融理论在未来的短时期内极有可能发生革命性的变革。避免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再次发生的根本出路在于从理论上澄清危机的起源。本文着重于经济发展中的相对落后地区、部门和领域，原因是金融资源在这些欠发达的地区、部门和领域最容易发生错配，也最容易引发金融危机。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既积极调动金融资源，又控制金融风险，需要有一整套金融发展的新理论。未来我国的金融发展是否平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理论是否成熟。

　　金融改革主动性和平衡性分析需要考虑的各种约束

　　自Sargent和Wallace(1981)以来，有关“主动”(active)和“被动”(passive)政策的讨论时常出现。但是，长期以来，国内文献并未精确地给出“主动”政策和“被动”政策的定义。翻译也没有统一，有时国内文献将passive翻译成为“消极的”，active翻译成为“积极的”。国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文献，一般不说政策是“主动的”，而说政策是“积极的”;一般也不说政策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说政策是“稳健的”。但是，“稳健”又带有“稳中求进”的含义。在英文passive的意义上，本文将“被动的”“消极的”、没有“健”和“求进”含义的政策称为“单纯平衡性的”(简称“平衡性的”)政策;在英文active的意义上，将“主动的”政策翻译为“积极的”政策，将积极政策的特性称为政策的“主动性”。

　　Leeper(1991)将政策主动性定义为政策是外生的，不是由约束条件所内生决定的;相反，平衡性的政策被定义为是由约束条件内生决定的。以下讨论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关的五方面约束：财政预算约束(GBC)、货币供需约束(MSD)、家庭预算约束(HBC)、人才技术约束(HTC)和体制机制约束(SC)。

　　财政预算约束(GBC)。与国内以往研究的模糊定义不同，Leeper(1991)认为，财政政策的“主动”和“被动”是相对政府预算约束(government budget constraint，GBC)而言的(因此被称为“GBC—积极的”和“GBC—平衡性的”)。“GBC—积极的”财政政策指给定税收、债券和货币化等融资规模不变，政府不被政府预算约束所限制，为实现预算平衡之外的目标而独立地决定政府支出;“GBC—平衡性的”财政政策指政府为实现其预算平衡由政府融资规模内生地决定政府支出。

　　货币供需约束(MSD)。货币政策是以货币和其他各类金融工具提供流动性的政策总称。采用Lagos和Wright(2005)的方法，货币需求使得在分散化(decentralized)市场(DM)上持有货币的流动性溢价与在集中(centralized)市场(CM)上持有货币的成本相等。这是家庭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令由此决定的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相等，得到了货币供需约束(简称这一约束为MSD)。如果货币发行规模是由货币需求内生决定的，货币政策就是“MSD—平衡性的”;如果货币发行规模由外生因素决定，货币政策就是“MSD—积极的”。

　　家庭预算约束(HBC)。金融政策影响经济主体的行动，政策的实施效果取决于家庭部门的选择。家庭部门包括了实行支出和劳动的人群。为方便分析，家庭预算约束(HBC)被简化为劳动获得报酬用于支出。给定其他因素，如果家庭部门劳动是由其预算约束HBC(支出规模)所内生决定的，家庭部门的行动就是“HBC—平衡性的”;如果家庭部门劳动不由其支出规模所决定，而是由其预算约束以外的外生因素所决定的，家庭部门的行动就是“HBC—积极的”。另一方面，给定其他因素，如果家庭部门支出是由其劳动规模所内生决定的，家庭部门的行动就是“HBC—平衡性的”;如果家庭部门支出不由其劳动规模所决定，而是由其约束HBC以外的外生因素所决定的，家庭部门的行动就是“HBC—积极的”。

　　人才技术储备约束(HTC)。在技术赶超的过程中，长期面临的是人才技术的短缺。人才技术约束(HTC)要求人才技术储备的需求与供给相等。给定其他因素，对人才技术储备的投入超过对人才技术储备的当前需求，这就是“HTC—积极的”人才技术储备政策。

　　体制机制约束(SC)。改革开放三十八年以来，消除商品的短缺靠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寻求新的增长动力、提高国家治理经济的能力依然要靠深化改革。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调动主体活力、改善经济治理的政策是“SC—积极的”政策。

　　“稳中求进”的政策含义

　　“稳中求进”的“稳”对应约束(constraint)条件下的可行集合，说明政策或行动是可行的。“稳中求进”指在可行行动集合中寻求更“好”的政策和行动，是在“稳”基础上的优化。“进”在“稳”之中，不在“稳”之外。“进”追求一种高质量的“稳”，“求进”是在当前可行的行为集合中(顺势而为)寻找一种行为，使得下期的可行行为集合扩大，下期的约束条件变得宽松。

　　“求进”是超常发挥，“稳”是正常发挥。“求进”包含着“稳”。“稳”就是要把事情通畅地完成。“稳”是“求进”的基础。“求进”是环境气势所至、自然而然到来的“神来之笔”。“求进”不能硬来，要适合环境形势，在人才、技术和各方面具备充分的储备和保障——在某一环境形势下，“求进”的措施政策非用不可才用。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中，虽然“稳”的比重占得不少，但“进”更不能少，否则就平淡了。“稳”不应是消极的、被动的、不作为的。极端的“稳”容易失去经济发展的动力。要主动寻找机会去“求进”——实现高质量的“稳”。

　　“求进”侧重激发经济发展活力，注重运用经济手段鼓励发挥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允许收入之间的差距适度存在，鼓励超越现有的技术边界、组织架构、商业模式和监管限制。熊彼特所提倡的“企业家精神”、达沃斯论坛创始人施瓦布教授所提倡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都是对“求进”的重视。

　　在“稳”和“求进”这一关系中，从平均意义上看，“稳”是关系的主要方面，但从边际意义上看，“求进”更为重要，主导着关系的性质和变化方向。一个充满活力的、健康的经济是在“稳”的支持范围内，将“求进”的潜力发展到最佳状态。作为一种持续的状态，一个健康的经济既能有效地面对、调控和适应“不稳”的扰动，又能充满活力，充分发展其潜能，积极“求进”。

　　在避免增加“不稳”因素的前提下，对“求进”的基本需要在把握度的条件下做恰当的满足，较好地发挥各方面“求进”的积极性。平衡“稳”与“进”要避免“透支”，了解哪些是顺势而为、哪些是为“进”而“进”、哪些目标切合实际。极端的“求进”会变为“冒进”，出现财政货币失衡，带来经济问题。

　　“稳”和“求进”的平衡是内部经济具有竞争力、生产率不断提升、企业政府收支良好、人才技术储备日益完备、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等各方面因素和谐的结果。在平衡的最佳状态，独到的“求进”汇总所带来的高质量的“稳”，成就了独特的经济发展成果。反之，高质量的“稳”不能没有独到的“进”，离开了独到的“进”，高质量的“稳”失去了实现的基础。

　　多重约束条件下的案例和场景分析

　　以下结合美国次贷危机、深圳创新驱动型经济、高铁项目和我国未来成为全球经济引领者的案例和场景，考察金融改革的主动性和平衡性抉择。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发生前，美国家庭部门提高杠杆率购买住房，透支了家庭部门的预算约束HBC，家庭部门的行为是“HBC—积极的”;美国货币当局保持低利率和流动性充沛，美国股票、住房价格处于高位，资产价格居高不下说明流动性供给大于流动性需求，流动性政策实际上是“MSD—积极的”(虽然美联储不承认其货币政策在次贷前是积极的)。美国财政政策在危机前是“GBC—平衡性的”。

　　次贷危机发生前，美国家庭部门的收入水平与家庭部门的高杠杆支出严重偏离，家庭部门主动透支，虽然暂时得到流动性政策的支持，但是最终没有人来为他人买单，不可持续，无法平衡，风险暴露的结果是大量违约和损失。次贷危机说明，家庭部门主动支出不能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不能头脑发热。在金融摩擦较小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在组织和动员资源方面也可能出现较大的偏差，需要适度监管。

　　深圳创新驱动型经济。创新驱动战略实施较好的地区，经济充满活力，政策的平衡性和主动性往往处理得比较好。深圳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实现由农业经济向知识信息经济的连续跳跃。

　　深圳财政政策的特点是既积极，又平衡。2016年，全年财政支出规模首次突破4000亿元;虽然支出增长很快，因为在其收入范围之内，财政政策是“GBC—平衡的”。在支出持续增长的同时，2016年深圳的公共财政收入超过7900亿元，比上年增长9.1%。深圳每平方公里产出财税收入近4亿元，在城市中居首位，成为全国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

　　与其他地区不同，一大批深圳的民营企业通过公开上市获得了正规金融部门的支持。许多创新企业都得到了私募股权基金的资金支持。基于相对充裕的流动性，深圳的流动性政策是“M—边际积极的”;边际是指越是新的项目，越是容易得到流动性支持。

　　深圳充分调动了创新活动主体的积极性，“企业家精神”成为创新活动的驱动因素，这种创新活动由支出以外的因素所外生决定的家庭部门行为是“HBC—积极的”。以深圳南山区为例，2016年南山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0%。

　　深圳创新活动的密度全国最高，创新支出强度全国最强，已经成为全国人才技术储备最超前的地区之一，因此，深圳实施的是“HTC—积极的”人才技术储备政策。

　　从深圳逐步成为全球创新产业链中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的实践来看，市场在组织和动员资源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政府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基础上，深圳充分发挥了体制机制的灵活性，实施的是“SC—平衡的”体制改革策略。

　　我国高速铁路。根据孙章(2016)所述，2016年我国在全球高铁市场所占份额为69%，而在2007年前高铁市场完全被欧洲与日本所垄断。从2004年中国开始引进国外技术算起，12年内中国已经从高铁先进技术追赶者，转变为高铁先进技术装备的提供者。高铁得到了财政政策、流动性政策的积极支持，财政政策方面是“GBC—边际积极的”，流动性政策方面是“MSD—边际积极的”。边际的含义是并非对全国所有项目和企业都采取如此积极的财政和流动性支持。

　　高铁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高涨，调动了生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经济主体行为是“HBC—积极的”。中国铁路总公司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每年拿出销售额的5%投入到科研，以保证研发的顺利进行，使得越受到市场青睐的产品所获得的创新支持力度越大。

　　高速铁路之所以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之一在于采取“HTC—积极的”人才技术储备政策。早在1990年代，国家科委、铁道部就列了300多个高铁研究课题，近千名技术骨干跟踪世界高铁先进技术，开展国产化研究，并通过广深准高速铁路、秦沈客运专线以及既有线提速等实践，积累了研制、设计高速列车的宝贵经验。“中华之星”和“先锋号”等自主研制项目的成功为高铁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培养了大批青年人才。

　　从高铁跨越式发展的实践来看，高铁企业用市场换技术，用长期的人才技术储备消化吸收再创新，依靠财政和流动性对国有企业的支持，用不长的时间成为全球先进技术的提供者;国有企业在组织和动员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高铁企业充分发挥了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的灵活性，实施的是“SC—平衡的”体制改革策略。

　　作为未来全球经济引领者的中国。面对复苏乏力的国际经济形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作为有较高的期望。瑞士达沃斯论坛创始人施瓦布教授2017年初接受采访时说，“期待中国成为‘应势而为、勇于担当’的全球领导者”。这反映了外部环境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普遍的欢迎态度。虽然这是一种主观态度，但它反映了客观上全球经济长期在消极平衡的理论指导下缺少增长“火车头”的现实。

　　引领全球经济，我国首先要成为先进技术的掌握者和提供者。从国内情况看，客观上我们的技术水平距离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差距。建议对国内的人才、技术储备不充分的状况实施“HTC—积极的”人才技术储备政策，同时发挥市场配置和国有企业在人才技术储备方面的优势，积极构建全球领导力的“势”。

　　把经济主体发展经济的能动性充分调动起来，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议实施“SC—积极的”同时具有包容性的体制改革策略，鼓励各类经济主体(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采取“HBC—积极的”创新投资行为。

　　深圳案例和高铁案例还说明，通过实践，我们能够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具体条件、在较早进行人才技术储备基础上用较短时间提高技术水平、积极构建高密度创新活动生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既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又发挥国有企业优势的平衡的、可持续的和包容的发展道路。在平均意义上平衡、看准类似高铁的可行且有前途的项目的前提下，不论是否国有企业的项目(在适度监督的前提下)，建议借鉴高铁的经验，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实施“GBC—边际积极的”财政政策和“MSD—边际积极的”货币政策。

　　着眼中长期的金融改革建议

　　从中长期来看，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近期目标和更长远的发展目标需要积累足够的“势能”。建议未来我国金融改革采取独特的取向。

　　一是，在保持平均意义上金融平衡发展的基础上，在关键环节和关键领域在边际意义上保持积极的态势，尤其对中长期的人才技术储备从长远和全局的角度加以积极的金融支持。

　　二是，建议鼓励优秀的实体企业通过改善企业治理得到更多的金融支持，鼓励金融资源向治理好的实体企业倾斜，鼓励治理好的金融企业发展壮大。提高金融治理水平的重点，不是发现犯错的人加以严厉的惩罚，而是要设计出一个机制，让本来有可能犯错的人，让他们有动机通过选择自己变成好人。全面改善企业(包括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治理是金融部门健康发展的保障。加强企业治理关键在于，既要加强各类企业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又要保持各类企业发展的自主性。建议将企业治理水平与金融服务和以下建议的流动性统计结合起来——给定不同治理水平企业得到不同的金融服务和统计待遇，让企业自己选择是否提高治理水平。

　　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需要流动性理论和统计的保障。“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方式之一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合理配置好资金资源。银行需要加大对信贷投入的风险控制。在没有落实长期有效的盈利模式之前，超前投入信贷资金会导致信贷风险加大——一旦信贷资金到位，经营者就不真正关心长期的盈利模式了，他们面临的是如何归还每年利息的压力。银行投入信贷，需要对项目的质量、治理的约束机制有更严格明确的前期要求和中期监督。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有必要修改和补充现行商业银行信贷发放指引《贷款通则》，大力度地加强对银行事先控制风险各项细节措施的要求。流动性理论和统计需要与金融资产质量、控制风险的措施更直接地对接，对风险更加敏感。建议结合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在金融治理方面的合作，尤其在流动性理论和统计方面的合作。

　　【作者简介】李连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主要著作有《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基于流动性理论的分析》(论文)、《未来中国的金融形态：演化、发展与政策建议》(论文)、《银行危机与金融改革》(论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