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永祖：在我个人看来，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监管体系及金融体系内权力让渡问题：存在顽固的套利、寻租势力;国内金融市场参与者素质较低，短时间内难以改善;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落后，导致监管工作难以长期、有效地展开;金融全球化加速，国际金融市场风险难测，国内金融市场体系尚不足以应对开放风险。

　　在监管过程中，又需要理顺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理顺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个人权力的关系——严格的权责一致机制：要求金融监管人员恪守法律法规，依法行使职权;

　　二是理顺金融市场长期发展与短期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恰当的决策激励机制：鼓励金融监管机构在决策时平衡长期和短期发展的关系;

　　最后还应该理顺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监管信息透明机制：防范金融监管权力的滥用，干预金融市场的发展。

　　右一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卞永祖、右二为财经杂志副主编苏琦、左一为北京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志晓

　　张志晓：关键是要加强人大和政协的作用，举例来说：种树还是建一个化工厂的选择，化工厂能马上带来效益，这种情况地方领导基本上都会选择建化工厂，但百姓不认同这一点。所以应加强人大和政协的作用，能够进行监督，而不是让书记、县长、市长说了算，这是一种考虑。

　　另外，咱们在运用国际规则情况下，还要照顾到本国的现实和利益。不管从哪个角度讨论风险还是其他问题，都是为国人活的更好，让中国的经济更好，而不是说用一个对咱不利的规则把自己的经济搞砸。反过来讲，既使我们实力不行，但是我们还是要遵守规则，如果不遵守规则就没有进入游戏的身份。遵守规则，必须有市场经济意识，把完全由政府主导的工具逐渐淡化、弱化。

　　苏琦：我觉得，金融监管需要联动，但也要注意节奏。一行三会在金融整肃行动上协调一致可能使得金融领域的风险大规模上升。如果落实人民银行的MPA，执行资管新规以及银监会推出的“三套车”，债务违约的个案发生肯定会增加。因此，一行三会监管在防控风险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因协调一致而出现矫枉过正。另外，我们的法律应该多一些判例法，判例法一时弄不出来的话，可多一些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