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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栏

改革的逻辑浅析

发稿时间:2020-01-14 09:21:45   来源:《研究与决策》2019年第12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40年改革开放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人民日报宣言文章《改革开放天地宽》进行了解析,指出“这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逻辑、近代以来中国追寻梦想的逻辑、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逻辑”,“这是和平合作的潮流、开放融通的潮流、变革创新的潮流”。那么,改革的逻辑是什么?论者多矣,纷然杂陈。笔者谈一点粗浅的思考,就教于方家。

  从我国几千年的改革史来看,大体上有这么几条改革逻辑。第一,改革逐步朝着产权私有化、个人自由化、操作简便化的方向发展。这条脉络是清晰的。比如,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最根本的土地制度由公有制变为私有制,实现了产权私有化。再如,直到封建社会中期还残存的奴婢制度渐渐废止,人更加解放,实现了个人自由化;通过“初税亩”到“两税法”,“一条鞭法”到“摊丁入亩”“地丁合一”,税收最终实现了由劳役税到实物税再到货币税的转变,由对土地和人征收变为只对土地征收,不仅操作更加简便,人也慢慢从土地上解脱出来,才有了宋代工商业的大发展和明清资本主义的萌芽。

  违背这个改革逻辑,必然会遭到失败,最突出例子的是王莽改制。王莽掌握政权后,一方面,把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废除土地私有制,推行土地国有化。而土地私有化已经是大势所趋,国有化根本行不通,这项政策推行三年后不得不被废止,实际上在当时也未被真正施行;另一方面,王莽改制的一些措施非常繁琐,不仅增加了成本,也让官吏和百姓无所适从。比如,币值改革七年进行了五次,先是废除汉代使用已久的五铢钱,发行刀币;后来又废刀币,发行小钱,最后另造28种货币,连乌龟壳、贝壳和布匹都成了货币,混乱至极,结果“农商失业,贸易俱废”。再如,王莽还大幅度改变官制、更改地名,这些措施对于实际工作没有一点帮助,却徒增烦扰。虽然王莽改制的出发点是为了抑制豪强巨富,避免因贫富不均爆发动乱,但却找到了病根,开错了药方。用柏杨的话说,就是虽然“用心良苦”,却是“脚步向前走眼睛向后看,一定要跌倒”。

  关于产权私有化,为答疑释惑,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我党的土地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政策的大方向是推行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土地政策变为:土地集体所有、家庭长期承包,这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又充分赋予农民自主经营土地的权利,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党的十九大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对这一决策进行具体化落实。我们只有从政治的高度、历史的长镜头来思考,才能充分把握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历史逻辑、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关于改革的操作层面,当前改革推进中对此颇有议论,意见较多的是搞繁琐哲学。其表现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改革抓不住重点,眉毛胡子一把抓,每年上百项改革举措,而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不多;二是具体到每个改革方案,条款多、字数多,但有用的“干货”“大招”不多,成色不足,而且难以执行。古代有“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说法,而对刘邦进入咸阳之后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大加赞扬。当然也不是说改革操作越简单越好,而是要尽可能的在法纪的底线、红线、高压线与改革目标的高线中,为创造性落实留出更大空间。我省推出的“市州重点工作绩效评估改革”把握了操作简便化的要义,将原来复杂的考核事项浓缩为高质量发展、三大攻坚战、党的建设、社会和谐安定四个方面、17项具体指标,导向明确、重点突出、简便易行,避免了什么都考核,什么都考核不到的情况,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改革的方向往往是加强中央集权而不是相反。历史文化传统决定道路选择,决定改革方向。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什么?2001年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用丰富的证据和科学的研究揭示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自从秦汉时期实现统一之后,统一就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也是最独特最根深蒂固的文化。中国是唯一保持了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这种大一统的国家模式已经深入国人骨髓之中。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几乎都是朝着加强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目标努力。北魏孝文帝改革,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历史评价,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为后来的国家统一创造了条件。今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努力实现民主和集中、放活和统一、强国和富民之间的均衡,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三,改革大多采取渐进式的路径。从大的方面来说,改革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激进改革,一种是渐进改革。鉴于激进改革短期利益调整巨大、社会变动剧烈(比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和叶利钦在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改革家一般采用震荡较小的渐进改革。不过,渐进改革最大的问题是在核心问题上突破迟缓,温水煮青蛙,条件好的时候不想改,容易错失改革良机。清末新政就在利益集团的阻挠下一拖再拖,等到下定决心要改的时候,辛亥革命的枪声已经震耳欲聋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采取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路线,蹄疾步稳,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显著成效,不过也存在改革动力不足、有些重大改革进展缓慢等问题,还有许多硬骨头要啃,还有许多难关要攻克。渐进改革的实质在改革,要领在“渐进+增量+试点”,决不能把旧体制的内容和新体制的形式捏在一起搞“过渡措施”的假改革。曾经一段时间,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在最需要充分流动的市场上限制流动,在最需要竞争的市场上实行审批,在最需要公平竞争的市场上作出倾斜,导致改革进展缓慢。这是要深以为戒的。

  第四,改革推进一般是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由经济体制改革出发,最后一定会牵涉到行政体制、法律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百多年前严复所说的:“一思变甲,即需变乙,至欲变乙,又需变丙。”史学家余英时曾就此提出改革的“转石效应”,即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经发动,便如危崖转石,非达于平地不止,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后,浪潮就会冲击到法律和政治领域。相对来说,经济改革容易一些,改革土地、税收等既能防止土地兼并,增加中央政府收入,又不至于动摇反对势力的根本利益。但是经济改革改到深处,必须进行政治和法律层面的改革,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也搞不下去,就是说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走路是走不稳的。然而,政治改革是要反对派的命的,古代的许多改革改到政治就夭折了。比如,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改革恩荫制度、科举制度,裁汰冗官冗员等,遭到激烈反对而失败。改革要从易到难,步步深入,取得最终成功,既需要成熟的客观条件,也要求改革主持者必须具有强大的权威和坚定的意志。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前所未有的繁重任务和风险挑战,如何用好改革开放这个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一名改革人,一时心绪难平,深感责任在肩、使命光荣。有诗为证: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人物介绍

史海威(1982-),中共党员,法学博士、历史学硕士,现任湖南省委改革办秘书处副处长,广州大学中国政务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秉持“向学的人不坠其阅历实践之志,实践的人不失其向学求道之心”理念,在《读书》《湖南社会科学》《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求索》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新湘评论》《湖南日报》等报刊发表其他文章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