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城市化建设，社会各界对于规划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已经有了越来越清晰地认知，更好地促进城市发展，还需要对城市规划进行深入地思考。

　　(一)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18年我国大陆总人口为13.9亿人，城镇化率为59.58%，比上年末提高1.06个百分点。目前发达国家基本都已经完成了城市化，城市化水平大多在75%以上。如果以75%的城市化水平作为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及格线，目前我国还有15.42%的差距，大约还有2.15亿左右的人口将会进入城市。按照目前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大约15年后，我国的城市人口将接近11亿，也就是说，最终大多数人将生活在城市中。换句话说，城市的设计和规划与每个人息息相关。那么，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应该如何继承与超越?什么样的城市更宜居，或者说人们喜欢生活在什么样的城市?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城市化之路?究竟是什么让城市充满活力，抑或让城市窒息?城市兴衰的奥秘何在?这或许是人们在思考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

　　1961年，《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出版，这是一本公认的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领域的经典之作，几乎颠覆了以往的城市规划理论，也几乎改变了美国城市的发展方式。在书中，作者简·雅各布斯对当时美国流行的注重功能秩序、整洁和社区分割的城市规划理念——高密度的居住与工作空间、专为汽车交通建设的路网、集中的公共服务体系，以此提高城市与居住者的效率——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她认为，城市不是被拿来设计的艺术品，而是活的有机体，城市规划本身也是一个富有生命的、活的过程;城市是为人而服务的，要更多关注人对城市的意义，一切让人与城市功能分离的想法，都会让城市成为规划的牺牲品。

　　城市功能分区到底好不好?现代城市基本上是按照这一理念规划设计的，繁华的CBD商务区、繁忙的产业园区、舒适的住宅生活区、高雅的文化密集区各有分工。实际上，我国古代的坊市制就是一种功能分区。这种思想西周时便开始萌芽，“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直到唐朝时，坊市制集其大成，居民住宅区和市场交易区严格分开，并用法律和制度对交易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严加控制。然而这看上去很美，随着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坊市制最终无法适应商业需求，不断被突破而衰落。现代的城市功能分区也遇到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大城市病”就是一个突出代表，给市民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正如雅各布斯批评的那样，“所谓功能纯化的地区如中心商业区、市郊住宅区和文化密集区，实际上功能不良。”

　　雅各布斯笔下的城市是现代的，同时也是混乱的、多样的，充满了人的气息：早上，杂货店的店主打开窗户，中学生们在上学路上把包装纸丢在地上。中午，裁缝打开窗给花草浇水，爱尔兰人在白马威士忌酒馆里晃荡，也会“舞出一个舞步”，比如把钥匙留在隔壁的熟食店。城市里到处是短的、七拐八扭的街道，人们能享受到拐弯的空间感乐趣。这会成为城市最后的样子吗，或者说是大多数人喜欢的城市的样子吗?或许是，但应该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的素质极大提升之后的产物。雅各布斯心目中的城市，现实无法做到，可能也没那么美好，因为这可能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损失、社会治安的混乱等一系列问题。

　　人的本性既喜欢秩序，也喜欢混乱和多样带来的活力，不应该偏重于一点，关键是如何做到二者的平衡。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最后一页写道：单调、缺乏活力的城市只能孕育自我毁灭的种子，但是，充满活力、多样化和用途集中的城市孕育的则是自我再生的种子，即使有些问题和需求超出了城市的限度，它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延续这种再生能力，并最终解决那些问题和需求。笔者对此深表认同，但城市的发展也不能超越现阶段，一定要立足现阶段，这就给城市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

　　中国在城市设计和规划方面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盲目追随西方经验、复制西方国家城市发展模式，对城市发展的大趋势思考不足、认识不清，对古代城市的山水理念传承和发扬不够，与当地的山水地貌和文化传统结合不够。当前，最为人诟病的便是“千城一面”，步行街、环线、广场、高楼大厦的建筑样式在全国各地都似曾相见、似曾相似。对于这种粗放式的发展，著名城市规划和建筑学家吴良镛概括为“五重五轻”，即重经济、轻人文;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低、轻传统特色;重表面文章、轻制度改良;重局部功效、轻长远目标。

　　值得欣喜的是雄安新区的建设，设立两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后再开工建设”的指示要求，系统完成顶层设计，合理把握建设节奏，紧紧围绕创造“雄安质量”，一座引领创新的未来之城已现雏形。雄安新区在空间秩序上突出传统风范，在城市风貌上体现中华文明，在长远发展上注重生态友好，在城市理念上把握时代特征，在设计表达上运用先进科技，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手段，既建设好有形的现实城市，又建设好无形的数字城市，立志为全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中国方案”。正如一位学者所说，雄安新区既代表了中国当前历史阶段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认识水平，也代表了人类社会对未来城市的美好愿景。话说回来，也不可能每个城市都能像雄安新区一样“高大上”，但都应该根据自身发展条件、发展限制和发展优势，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底蕴。

　　聚焦当下，做好城市规划要特别注意三个问题：一是要深刻认识到人口、产业向大都市圈、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未来城市之间的分化必将越来越严重，“收缩型城市”要有正确的预判，切实改变过去基于扩张预期所做的增长型规划，改变“摊大饼”发展模式。二是要推进“多规合一”改革，真正改变当前城市规划类型过多、内容重叠冲突，国土空间管理低效、管控粗放，规划朝令夕改、管控不力等突出问题，让规划更具科学性、权威性、系统性、操作性，更好地服务城市长远发展、兴旺发展。三是要更加重视地下空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高起点规划地下综合管廊，为即将到来的智慧城市铺设“路基”，做足城市“向下”的文章，用好地下空间这一“新型国土资源”，打开城市发展的想象空间。

　　“城，所以盛民也。”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近2000年前如是解释：民，乃城之本。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体悟和转化先贤的思想，努力破解“城”长的烦恼，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我们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