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发展也必须依靠改革开放。确保改革开放取得成功，是一个值得深长思之的重要课题。回答这一课题，在紧密关注当下的同时，也需要从历史中获得镜鉴、智慧和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全面考察历史发现，我国有改革的传统，可以说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改革史。随着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内外环境的变化，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都会积极主动或者倒逼被动的进行改革。文明史开启以来，历朝历代都有变革，为人们熟知的大的改革就有：春秋时期的管仲变法、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西汉的汉武帝改革、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改革、清朝的雍正改革、清末的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等。其他较为著名的改革还有：春秋时期子产在郑国的改革(其中公元前536年“铸刑鼎”，是中国政治史、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唐代的两税法和永贞革新、北宋的庆历新政等。小一点的改革更是不胜枚举，数不胜数。

　　总体来看，这些改革是败多胜少，改革者的结局也大多不太好。不过从大历史的角度观之，改革无论成功与失败，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正是凭着这种不甘平庸落后，积极求变图强的精神和气质，才使中华民族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奋起，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分析研究这些或大或小、或成或败的改革，我们认为实现改革成功，需要具备以下五个充分必要条件。

　　一是改革主持者要具备强大的权力和坚定的意志。古代的权力主要是皇权或者君权，推行改革者要么是皇帝或者君主本人，要么必须得到他们的强力支持。汉武帝凭借其父亲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的余威，施行“推恩令”，彻底解决了诸侯王尾大不掉的问题，实现了中央集权，为经济上盐铁专营、均输平准，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军事上进击匈奴等铲除了障碍。雍正以反腐和吏治整饬为改革开路，保证了各项改革措施有力推进。相反的例子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开始的时候改革决心很大，“度田令”等防止土地兼并和人口兼并的措施遭到反对后，不顾朝议汹汹，坚决处死了带头闹事的大司徒欧阳歙，艰苦平息了各地豪强因之而起的武装暴乱，但遗憾的是豪强除而不尽，“削藩”不成，也就学不成汉武帝。刘秀临终一声叹息，留下八个字“苟非其时，不如息人”，也就是认为时机不到，不如息事宁人。庆历新政的失败则与宋仁宗“耳根子太软”有很大关系，王夫之说他“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一遇到阻力就首鼠两端，结果不是“一家哭”，也不是“一路哭”，而是范仲淹等改革派哭，后人为历史而哭。维新变法把希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皇帝光绪身上，结局非常悲惨。

　　今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有着“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改革决心和坚定意志。三年来，改革真刀真枪、大刀阔斧，涉险滩、动奶酪，改革举措出台的数量之多、力度之大、频次之密前所未有，不仅突破了一些过去认为不可能突破的关口，解决了一些多年来想解决但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也极大地增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改革的信心。

　　二是开启和推进改革要把握住有利时机。无论是激进改革还是渐进改革，主动推进还是倒逼而为，时机的选择很重要。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成功，是因为赵国作为“四战之国”，顺应了国民强国的需要和当时各国普遍进行变法的潮流。汉武帝之所以敢于主动推出整体配套式改革，与“文景之治”打下的厚实物质基础不无关系。张居正借助后宫、宦官的支持，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权力体系，迅速推进改革，这是多少改革者梦寐以求而难得的。鉴于激进改革短期利益调整巨大、社会变动剧烈，古人较多采用震荡较小的渐进改革，不过渐进改革最大的问题是迟迟不能在核心问题上突破，容易错失改革良机。典型例子是清末的洋务运动到慈禧推行宪政这段时间，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挠，改革一拖再拖，中间一度还有倒退，下定决心要改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等到的只能是辛亥革命的震耳枪声。这充分说明改革采取什么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一切要以具体条件而定，一味求稳或者急躁冒进，都可能贻误时机。

　　我们今天进行的改革开放采取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路线，目前看来成效很大，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小，主要是利益集团不断坐大，改革的动力不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已经到了攻坚期和深水区，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好在，当前国内外发展环境和主客观条件都对全面深化改革有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加快在国企、财税、金融、社保以及土地、户籍、军队等最关键的领域、最重要的事项、最核心的环节取得突破，建立定型完备的制度体系，从而赢得战略主动。机会不是随时都有，决不能错过了这个改革窗口期!

　　三是需要较长一段时间固化改革成果。改革若没有较长时间谋划、推行、巩固，不可能成功，即使前期成功了，终究也会半途而废、人亡政息。从成功的例子来看，改革推行的时间都比较长。管仲辅助齐桓公40年，才实现“霸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商鞅变法前后进行23年，在其人被车裂后，“后世遵其法”，直至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前后凡141年。汉武帝刘彻在位54年。而失败的改革，时间都很短暂。庆历新政一年多就被废止，永贞革新只有146天，维新变法更短命只有103天，所以又叫“百日维新”。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汉化运动和租户调制、均田制等改革，虽然在几年时间内就完成了，但由于他去世太早(33岁)，继承人荒淫无道，终究没实现国家富强，南北统一。与之相对比，雍正虽然在位只有13年，但其推行的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等政策和系列行政改革举措都被继承下来，终有“康乾盛世”。张居正担任首辅10年，大权在握俨然皇帝，推行的考成法、一条鞭法和驿递措施等，使明朝气象一新，但他去世后不仅本人被抄家，改革措施也被反其道而行之，“身后一败涂地”，明朝也每况愈下。

　　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今天的改革开放已经将近40年，虽然中间有反复、有停顿，但总体上在向前推进，改革的主要精神和措施延续下来，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就。在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任期制、退休制的当下，如何保障改革始终沿着正确轨道一往无前推进，是一个不容回避、必须正视的问题。我们既要健全完善领导人培养、选拔制度，确保改革始终由改革者主导，也要培植浓厚的改革传统、改革文化，让改革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化为中华民族的基因。

　　四是改革主持者要有好的助手和一支优秀的执行团队。汉武帝有理财大师桑弘羊的辅佐，并且善用张汤等酷吏为改革开路，虽然弊端不少应该记取，但改革的意图得以实现。雍正改革有李卫、田文镜等一批模范总督的强力执行。相反，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团队，激情有余，实力和经验都不足，仓促而起仓促而败。典型的反面例子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得到了宋神宗的坚决支持，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决心，变法前后进行了16年，其本人也是清正廉洁、才华超众、勤于国事，推出的各项措施如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将兵法等系统完备，大体上切合实际，可以说符合了上述改革成功需要的条件，为什么就失败了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用人不当、执行团队太差。下级官吏大肆贪污、中饱私囊，胡乱非为、威逼利诱，执行政策严重变形走样，整个歪嘴和尚念歪了经，不仅利益集团，就是农民、工商业者也对新法叫苦连天。不仅如此，改革派内讧不断，王安石重用的吕惠卿等人竟然诬告王安石谋反，欲置王安石于死地。如此，改革安能不败?!

　　古人说：“有美意，必须有良法乃可行;有良法，又须有良吏乃能成。”今天推进改革也是一样，同样的改革措施，不同的执行者，结果可能大相径庭。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针对性的提出要重用改革促进派实干家，在全社会树立让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导向，就是为了防止不会为、不敢为、乱作为的领导干部误导改革、虚耗改革、阻挠改革。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用一小人则小人齐趋。时代需要、群众期盼更多有担当敢负责的改革者走上重要岗位!

　　五是改革措施要顺应历史潮流符合文化传统。历史变革有一条清晰的脉络，那就是逐步朝着产权私有化、个人自由化、操作简便化的方向发展。比如，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最根本的土地制度由井田制变为私有制;奴婢制度渐渐废止，人更加解放;通过“初税亩”到“两税法”，“一条鞭法”到“摊丁入亩”，税收最终实现了由劳役税到实物税再到货币税的转变，由对土地和人征收变为只对土地征收，不仅操作更加简便，人也彻底从土地上解脱出来。王莽改制违背了这个潮流，推行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既无法操作也没有真正实行过;废止奴婢制度，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当时未必作如此想，对穷人却多有不便，不卖身要么饿死要么造反;币值改革七年进行了四次，混乱至极，结果“农商失业，贸易俱废”;官制和地名也是大幅改变，于事无补，徒增烦扰;等等。虽然他“用心良苦”，却是脚步向前走眼睛向后看(柏杨语)，跌倒和失败是必然的。

　　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着道路选择。我国的文化传统是什么?我们认为，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可能也是最独特最根深蒂固的文化。中国是唯一保持了两千年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国家模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到今天已经定型，并深入到国人骨髓之中。“宁做太平狗，不作乱离人。”“中国人最害怕、最不愿意、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动乱。”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几乎都是朝着大一统目标努力，维护这一国家模式，而不是相反。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历史评价，一个主要原因是其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为后来的国家统一创造了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我们要对这一文化传统有足够的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更张，在这个问题上头脑必须十分清醒。全面深化改革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政治上搞“三权分立”“多党制”或者专制集权，经济上进行绝对私有化或者“一大二公”，思想上迷信西方那一套或者匍匐于孔老夫子膝下，文化上崇洋媚外或者复古怀旧，军事上搞“军队国家化”，否定党指挥枪，就会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全面深化改革要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下，努力实现民主和集中、放活和统一、强国和富民之间的均衡，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又避免可能出现的专制集权弊端，努力从根本上跳出治乱循环的怪圈，跳出“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律，实现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

　　影响改革成败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策略选择、天灾人祸等等，但无疑以上五个方面是最主要的。历史或许并不存在“单一的真相”，但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不做历史的虚无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只要我们善于借鉴历史，充分把握现实，改革航船就一定能穿越历史的三峡，到达成功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