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在《魔山》中有这样一句话：“往昔越是接近当下，其往昔性岂非越深刻和越显传奇?”步入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不惑之年”。四十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变化。那么，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的社会与之前到底有哪些不同呢?
首要的是社会转型。其中最主要的转型是由乡土中国转向城镇中国。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根据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乡土中国”的主要特征体现为用“礼治秩序”进行社会管理。那是一个熟人社会，以农业生产为主，农民占中国人的绝大多数。与大部分先发现代化国家不同，中国的现代建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在城市化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发生的。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计划经济、城乡分割的体制，通过农业反哺工业，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开启了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时还伴随着一些中国的独特问题。
改革开放需要改变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个关键词。邓小平和陈云是中国市场经济观念的先行者。根据《陈云年谱》记载，1979年2月，李先念在一次会上说：“我同陈云同志谈，他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陈云3月8日撰写的文章“计划与市场问题”也提出了市场经济概念，将“市场调节”与“市场经济”两个概念通用。原文最后部分提到：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并不是随着计划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正式发表时，根据别人建议，将“市场经济”一词改成“市场调节”，1995年《陈云文选》出版时，又改回“市场经济”。邓小平于1979年11月与外宾谈话时，讲到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但当时依然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1987年邓小平同中央几位领导谈话时说：“我们以前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他又在1989年6月9日的讲话中：“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这时已经不是以计划为主了。党的十三大报告也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为主，而是讲计划与市场内在结合。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完全超越和突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内在属性的传统看法。1992年，十四大报告根据邓小平的理论指导，提出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与城镇中国相呼应的是，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社会。夏禹治水而家天下，开创了中国以家庭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国家。农业社会与大一统居高临下的皇权相呼应，依靠血缘纽带联系，由血缘关系派生出同姓、同宗、同族、同乡关系。而工商社会则意味着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和商品的极大丰富，同时也意味着传统的伦理秩序的解体。在精细化的工业生产模式下，地域的同盟被打破。
在这场变革中，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分化和失范。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引入，导致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已经解体，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世代据以为生的土地进城打工，动摇了中国人几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也悄无声息地在农业文明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整齐划一;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开始分化。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但另一方面贫富分化、阶层分化等问题凸显。
中国当前的社会分化一定程度上与改革的模式有关。与苏联的“休克疗法”改革相比，中国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改革的模式。在改革顺序上，我们采取的是先生产后流通、先经济后社会、先沿海后内地的方式;在改革进程上，我们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先行局部试点后逐渐全面推开的方式;在改革的利益分享结构上，我们采取了先改革增量然后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办法。这种改革特点导致改革的受益人群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改革是从基层率先发动的，农民、工人从中优先获得较大利益。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从生产到流通、从经济到社会、从一般部门到垄断部门的推进，改革的受益群体从农民、工人转向精英群体，而且随时间推移，精英群体从改革开放中获益越来越多，农民和工人获益相比之下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边缘化倾向。
与分化同时，在西方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双重冲击下，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体系面临着挑战，体现为社会失范。传统中国可以说是一个伦理社会，以熟人社会为主，社会秩序主要靠伦理道德来维持。随着社会流动的增加，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伦理社会赖以维系的基础不复存在，中国走向了工商社会。工商社会的主要准则是法律，依赖于契约关系，但是由于中国法治建设的滞后，无论是立法、执法还是司法方面，都不够完善。同时，中国的社会组织建设迟缓，还没有从传统社会的组织形态转型到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自治型社会形态之中。中国社会旧的体系已经瓦解，新的体系尚未建立，社会失范严重。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变革的社会。
二、如何看待改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所谓现代化，即工业化、市场化、科学化的进程。这一进程带来了经济和技术的长足发展。所谓全球化，即“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现代化和全球化都体现了一种“进步”的观念，而在此之前的农业社会，人们更安于现状、不求改进。现代化和全球化对中国社会构成了全方位的冲击。
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的繁荣，但是清流与泥沙俱下。社会失范、贫富分化等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人们常常感叹“人心不古”，于是怀念改革开放前的“纯真”岁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历史学家房龙在《宽容》一书的开篇描写了一个虚构的故事：宁静的山谷里，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然而总是有少数人想走出山谷，看看外面的世界。这些人是山谷里的异数，为山谷的规则所不容。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终于有一天，山谷遭遇了天灾，无法继续自给自足。山谷里的人寻着被他们判为“异数”的人的足迹走出山谷，获得了新生。
的确，走出山谷人们会遭遇更多变数，既往的平静不复存在。但是自给自足无法永远维系，追求自由、多元的生活符合人的本性。改革开放对于中国而言也是如此。当前人们的心理落差主要源于经济与制度和文化之间的落差，我们在物质层面已经现代化了，中国的GDP现居世界第二位，但是我们的制度和文化还没有完全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矛盾滋生。比如，中国的私家车数量逐年增加，许多家庭都有了私家车，但是我们的交通规则和交通意识还没有跟上，导致许多问题，闯红灯、乱停乱放、挤道占道、肇事逃逸等等，让人觉得还不如“出门基本靠走”的年代和谐。但是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不使用机动车的年代，只能不断改善体制机制。
对于改革我们需要有正确的认识。第一，任何改革都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因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就去否认改革本身。希望改革一步到位是一种激进的想法。
第二，现实具有复杂性，社会中有不同的利益群体，改革对不同的利益群体的触动不同，改革的效果不能看个别人的短时间状况，而要看社会整体的状况是否得到了改善。
第三，改革不是在真空中进行，不能忽视国家的历史、文化等的影响。这些“本土资源”制约着改革的限度。
我们要保护好改革的成果，对于改革开放带来的许多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而不能走回头路。
深化改革，首要的是解放思想。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提出了“传统观念”的概念，他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以以及方便为准，而避免费力不讨好或扰乱生活的说法。传统观念能够抚慰人心，却不一定合乎事实。正是这种“传统观念”会阻碍变革。而历史经验表明：“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十七大报告)解放思想就是要破除各种教条，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对于各种观点，可以争鸣，避免上纲上线，形成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集思广益，在思想碰撞中，让更优的决策胜出。
三、本书的内容
我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可以说与中国改革一同成长，写作这本书就是从一个常人的视角入手去描述改革开放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对于改革开放的关注更多地强调其经济意义，实际上改革开放也带来了一场社会变革，产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领域，这个变化过程构成了中国现代转型的一部分。改革开放是由政府主导、民间呼应，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一个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影响了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今天，中国人的生活已经与四十年前截然不同。社会生活受制度影响，反过来，社会生活状况也会影响制度的下一步走向，构成了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客观现状。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这是我们“走不出的背景”。对这个“背景”进行描述和反思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之一。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1956年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了一种二元分析框架，即大传统与小传统，用来说明在复杂社会中存在的两个不同文化层次的传统。大传统是指以城市为中心，社会中少数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是指在农村中多数农民所代表的文化。其后，欧洲学者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对这一概念进行修正。笔者在本书中展示了不同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所谓大传统，即正式的国家制度;小传统则指大众的日常生活。本书的叙述有两个角度。一是从宏观的角度，分析四十年来中国几个重要方面的社会变迁。二是从热门事件入手，反映四十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变迁。全书试图展示一幅中国四十年来的社会生活全景图。本书不仅仅停留在对事实的描述，还会分析现状产生的原因，对未来进行展望，但并不侧重于提供政策建议。本书并非正史，主要不是关注改革开放对于国家层面的影响，而是着眼于改革开放对于普通民生的影响。从这个角度出发，一些颇具影响的政治大事件并没有进入本书的关注范畴。
本书属于当代史研究。书写当代史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由于自己就处于这个时代，无法远距离地进行大历史的观察，同时受制于自身条件，难免失之客观。但是，书写当代史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对古代史的写作未必也都是客观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经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体现了当代的视角和当代的关怀。而对当代史的写作则会有更多感同身受的体会。当代发达的网络、媒体为写作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同时许多事件的亲历者还都健在，可以从他们口中获取更多的一手资料(虽然未必绝对客观)，这些便利条件是写作古代史时所不具备的。历史是活着的过去，而当代是活着的历史。本书将更多地利用身处当代的优势，即使无法跳出历史的窠臼，希望本书的研究依旧可以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素材。
本书的主要挑战是需要跳出自己所处的时代，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判断当下事件的历史价值。受到过多舆论关注的事件并不一定具有历史价值，人们讨论较多的事情可能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未变成现实，这些都需要笔者凭力去进行判断。由于个人水平所限，难免以偏概全之处，万望读者批评指正。
本文为《中国四十年社会变迁》(毕竞悦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的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