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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缴费基数下调与增加个人收入无关

发稿时间:2017-03-01 11:17:46   来源:中国改革网   作者:唐 钧

  近日里,社会保险的“个人缴费基数下调”和“单位缴费基数下调”,成为媒体上热议的话题。乍一看,两者都是“缴费基数下调”,但是实际的内涵并不一样。“单位缴费基数下调”,比较好理解,那就是实实在在地降低原来的缴费比例。譬如北京,就将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的比例从20%将到了19%。至于“个人缴费基数下调”,问题就不那么简单。

  现在说的“个人缴费基数下调”,实际上是以扩大“缴费基数统计口径范围”来实现的。在《国务院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有一个“支撑行动”是“扩大基本保障覆盖范围”,其中提到:“将城镇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纳入缴费基数统计口径范围,形成合理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费基数,避免对低收入群体的制度性挤出。” 仔细琢磨,这段话的意思中实际上承认了以前的“缴费基数统计口径”中存在“不合理”的成份。

  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明确自2006年起,参保劳动者的用人单位缴费比例是20%;个人缴费比例是8%。2010年开始实施的《社会保险法》沿用了这个已经约定俗成的缴费比例,并且规定:“职工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人工资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个人账户。”其他的社会保险项目,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个人也是需要缴费的,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个人则毋需缴费。但是,“具体实施细则由各省市自治区制订”。于是,在实际操作中,各省市自治区并没有按法律规定的按“本人工资的比例”,而是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为基准来计算个人应缴的保险费金额。

  那么,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又是怎么计算的呢?各地实施细则的规定大同小异,一般是按上一年社会平均工资的60—300%来确定的:也就是说,工资低于社会平均工资的,可以酌减,但最少不能低于社会平均工资的60%;工资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可以酌加,但不能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300%。

  接下来的问题是:社会平均工资是怎么计算的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因为计算的方法和过程并不透明,我们也只能云里雾里。

  有媒体说,社会平均工资是按“规模以上企业”的平均工资来计算的,也就是说,其中并不包括“规模以下企业”的平均工资。那么,什么是“规模以上企业”呢?按“百度学术”的说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规模以上商业企业是指年商品销售额在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单位)和年商品销售额在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单位)。”很是高大上。当然,因为中国的“规模以下企业”又多又杂,极难规范,而且亏损的多,寿命又短暂,最主要的是对GDP的贡献少有正能量,所以在国家统计上就入不了围了。但是,高大上的企业工资也高大上,所以社会平均工资也就跟着高大上了。

  另一方面,在网上搜寻的结果,发现虽然《意见》今年才颁发,但是上海市在2014年为调整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而发布社会平均工资时,有这样一个注释:“2013年起,职工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包括全部私营企业职工工资。”无独有偶,同年,北京市的注释是:“2010年起,逐步将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纳入职工平均工资统计范围。全市法人单位职工工资数据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劳动工资统计报表制度》,通过对全市法人单位进行调查得到的。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工资数据是通过人力社保局人力资源市场薪酬统计调查数据取得。”从以上的注释看,至少这两个城市的社会平均工资早就把“城镇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纳入缴费基数统计口径范围”了。

  在“纳入”了“城镇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之后,2014年,上海市发布的社会平均工资是均5451元/月,而2015年则是5939元/月,增长8.95%;至于北京市,2014年为6463元/月,2015年为7087元/月,增长9.69%。2013—2014年,两个城市社会平均工资的涨幅分别为8.24%和11.57%。当然,以上的说法只是推测,新政策究竟对“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有何影响,要到明年看2016年的社会平均工资了。

  有媒体说:“工资低于当地平均工资60%的低收入者,由于缴纳基数下降了,未来拿到手的工资也就有望增加了。”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应该是不对的。理由有二:

  首先,拿上面的数字来推算,2015年,上海和北京的社会平均工资是5939元/月和7087元/月,分别乘以60%,分别为3563元/月和4252元/月;如果乘以40%(有部分城市部分社会保险项目的基数按40%算),则是2376元/月和2835元/月。以上的计算结果,就是所谓“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低限。如果说,如前所述,上海市和北京市的基数是已经调整过的,那实际上就是说,实际工资低于上述“低限”的,还得按“低限”缴纳。所以,只要采取按“社会平均工资”为“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政策,不管社会平均工资怎么计算,都是对工资低于低限的低收入者不利的——媒体的说法正好说反了。当然,在上海和北京,工资这么低的劳动者究竟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两个城市最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2190元和1890元。

  其次,不管是“个人缴费基数下调”,还是“单位缴费基数下调”,都是在用人单位的层面操作的。按《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单位缴费自然由用人单位缴纳;而个人缴费也“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所以,中国的劳动者的工资有两个概念,一是每月拿到手的部分,可以称之为“可自由支配的纯工资”;二是包括了社会保险费的工资,可以称之为“名义工资”。所以,单位缴费比例减少,得益的无疑是单位;而个人缴费比例即使有减少,实际上也只与名义工资相关,而与个人到手的纯工资基本上没有关系。所以,媒体要注意,千万不要胡乱“解读”。

  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给用人单位,特别是企业减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看国际经验,通常的应急措施是减税而不是减社会保险费。因为从理论上说,社会保险费(包括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是劳动者工资的延期使用,减社会保险费等于减工资。从政府层面直接给劳动者减工资,不太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

人物介绍

唐钧,上海人,1948年生,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学系,获硕士(M. Phil)学位。曾任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天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MPA和MSW导师,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导师。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北京义德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理事长。

从1986年开始从事社会政策研究,共做了80多个相关课题,发表和出版论著近700余万字,译著约8万字。主要论著有:《社会治理与社会保护》、《中国社会》、《问题与障碍:中国走向全面小康的社会政策思考》、《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市场经济与社会保障》、《中国社会福利》、《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选择》,等等。

近年来多关注中国老年保障问题,包括老年服务和长期照护保障,承担了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和北京市老龄委的相关课题,发表有《长期照护保险:国际经验和模式选择》(发表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中国老年服务体系的现状、问题和发展前景》,(发表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都有转载)、《完全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保险研究》(江苏社会科学)、《失能老人护理补贴制度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等论文和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