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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栏

“大局意识”和“五位一体”

发稿时间:2017-03-01 10:22:17   来源:中国改革网   作者:唐 钧

  最近一段时间,“大局意识”和“五位一体”成为国内主流媒体上热议的话题。关于这两个概念,前者是习总书记近来再三强调的,后者则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出来的。“大局意识”和“五位一体”之间有没有关系?若有的话,是什么样的关系?

  习总书记最近指出:“必须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自觉从大局看问题,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摆布,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

  “大局”一词,从汉语语境看,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其基本的词义有二:其一,“整体”;其二,“全面的形势”。其引申义是将两者结合,即“整个局面”或“整个形势”。若要进一步探讨,大局的涵义以“万世”和“全局”这两个词来概括可能最为合适。清人陈澹然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从某种意义上说,“谋万世”和“谋全局”基本上跨越和穷尽了时间和空间,既有纵向的时间序列中的历时性,又有横向的空间序列中的共时性。

  因此,从时间或空间以及时间、空间的各种组合出发,可以说有各种大局。若论中国当前之“大局”,也可以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的一段话来诠释,这就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其中提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五大建设”,于是便有了“五位一体”的说法。

  关于“一体”之说,由来已久,应该是个历时性的概念。传统的理念,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三位一体”。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后来在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就有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四位一体”。再往后,到了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因为更加重视“资源环境”和“生态环境”,又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因此就成了“五位一体”。

  至于为什么要强调“一体”,用系统论的语言来表述,若将五大建设视为五个子系统,那么“一体”就是要将五个子系统有机地整合到一个大系统中,最终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效应。对此,习总书记提出: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同时也要“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

  从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的视角出发,常常在“以人为本”的立场上,将社会看作是一个最基本的层面。同时,将经济、政治、文化看作是从社会这块土壤中生长出来又为社会提供服务的事物:经济主要为解决人的生计问题,文化主要为解决人的精神需求,政治则主要为解决社会的管理和治理。至于环境,却又是另一个层面,生态文明主要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框架结构: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是基础,经济、政治、文化是满足个人和社会需要的三种手段。如果用“有机整合”的理念,去看待“五位一体”,就必须用立体的、多维度的视角,而非平面地不加区别地“同等看待”。同时,五个方面必须要在结构分化的基础上实现功能耦合,这才能达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系统思维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大局意识”。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在五大建设之后,再加了一句:“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因为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这在宪法和党章中都有明确表述,而现在又将从严治党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想必正因为如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将其凸显出来。

  如果把五大建设看成是五个工作领域,这就会涉及到资源分配的问题——人、财、物,如何摆布,怎么恰到好处地投入到各个领域,又怎样产生高的效率和好的效果。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资源总是不那么丰富甚至是短缺的,于是,其中肯定就会充满矛盾,这就需要领导力量以高超的领导艺术来统筹和协调。用习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尤其是最后“托底”的这句话,意味深长。

  另外,如前所述,五大领域并不在统一层面上。因此,就要首先确定一个终极目标。其实这个终级目标也算是老生常谈——“为本”的不就是“人”,那么“人”的生计就是“民生”。所以,由“人”构成的“社会”就是最基本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追求的目标就是民生。说句大白话,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年代,最简单也最崇高的目标不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吗?为此,习总书记提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最终,习总书记总结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确立了民生的终极目标,那政治、经济、文化就要围绕着这个目标,在自己的功能或者说职责范围内去尽最大的努力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现实生活中一对很突出的矛盾是社会或者说是民生,与经济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每个领域都会有自己本身的发展规律,尤其是作为最基本的层面的社会。经济其实只是一种手段,是为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来满足人和社会需要的手段。用经济社会学的语言说,经济是“嵌入”在社会中的。这正应了一句成语:社会和经济的关系,好比是皮和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实际上,社会领域,或者说民生的事,若按社会的规律去办,办好了,照样会有经济效益,这就叫双赢,也可以叫事半功倍;但若一味地用经济的思维和手段去处理社会事务,而对社会的基本规律则忽视、漠视甚至无视,那常常会陷入一个怪圈,或者说是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

  习总书记提出:“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可谓语重心长。习总书记强调:“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要围绕大局出谋划策、贡献智慧,身在兵位,胸为帅谋,主动对党和国家全局工作、对党中央抓的重点工作进行深入研究,多出大主意、好主意”。

  具体而言,就应该坚持“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思维,从“大局意识”出发,坚持“五位一体”。顺着这个思路,再看中国的现实情况,我们一定要在做蛋糕的同时注意公平合理地分配蛋糕。可以说,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等蛋糕做得足够大了才开始分蛋糕的。要是那样,社会问题早就积重难返了。所以,政府以社会政策干预社会分配,要将贫富差距控制在社会和个人都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在社会领域中保障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只有这样,五大建设才能协调地、平稳地向前发展。

人物介绍

唐钧,上海人,1948年生,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学系,获硕士(M. Phil)学位。曾任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天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MPA和MSW导师,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导师。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北京义德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理事长。

从1986年开始从事社会政策研究,共做了80多个相关课题,发表和出版论著近700余万字,译著约8万字。主要论著有:《社会治理与社会保护》、《中国社会》、《问题与障碍:中国走向全面小康的社会政策思考》、《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市场经济与社会保障》、《中国社会福利》、《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选择》,等等。

近年来多关注中国老年保障问题,包括老年服务和长期照护保障,承担了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和北京市老龄委的相关课题,发表有《长期照护保险:国际经验和模式选择》(发表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中国老年服务体系的现状、问题和发展前景》,(发表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都有转载)、《完全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保险研究》(江苏社会科学)、《失能老人护理补贴制度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等论文和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