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世卫组织的结核病报告谈起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披露了这样的信息：2014年，结核病死亡人数为150万人，艾滋病致死人数估计为120万人。虽然世卫组织的《报告》只是评论说：“结核病现在与艾滋病毒一样，成为全世界的主要死因之一”。但中国的媒体敏锐地察觉，其实结核病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艾滋病，而且超越的幅度达1/4。可能因为这个事实似乎与我们的“常识”相悖，所以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据世卫组织估计，全世界有960万人罹患结核病，其中540万是男性，320万是妇女，还有100万是儿童。但是，在上述病例中，世卫组织能够准确把握的仅有600万例，不到估计数的2/3。其余的1/3强，即360万的病例，则没有确切的信息：可能是世卫组织没有得到报告，但也有可能这些结核病患者并没有得到诊疗。总而言之，他们的健康状况和诊治情况是不清楚的，因而也不乐观。
《报告》中谈及：在1995年由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中，对全球结核病的防治曾有明确的规定。全世界有22个国家被列为“高负担国家”，中国不幸也在其列。当然，中国防治结核病的努力，在《报告》中得到了世卫组织的肯定，因为中国在发病率、患病率和死亡率三个方面都实现了20年前提出的“比1990年减半”的千年目标。
但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罹患结核病病例最多的国家之一。2014年，排在印度之后，与印尼并列第二。世卫组织给出的数据是总患病人数的10%，按此推算，中国的结核病人应该是96万人。
2.结核病的传染性和危害性
结核病是一种传染性较强的慢性病。患者因感染结核杆菌引起发病。结核菌有可能侵害人体的各种器官，因此便有肺结核、胃结核、肝结核、肠结核、骨结核、淋巴结核，等等。但结核杆菌主要侵犯人体器官是肺脏，因此“肺结核”的名头可能更大些。
在中国民间，结核病俗称“痨病”。在中国古代，中医对结核病有各种不同的称呼，用词都很恐怖：尸注、劳疰、虫疰、毒疰、鬼疰、传尸，等等。宋朝以降，中医将结核病统称为“劳瘵”或“痨瘵”。以上用词说明，国人对痨病的畏惧恐慌是显而易见的。
结核病令人生畏，是因为它的传染途径既可以通过呼吸道，也可以通过消化道，这是两种常人最容易中招的疾病传染途径。有研究表明，世界上有1/3人口可能感染了结核菌。但感染结核杆菌的人不一定发生结核病。人体的免疫系统会把结核杆菌“冻结”起来。被“冻结”的结核杆菌可潜伏多年，一旦免疫系统被削弱而使抵抗力低下，就给了结核杆菌“解冻”的机会而导致发病。
结核病令人生畏，还因为它多发于15—35岁年龄段，是一种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危害极大的常见多发性疾病。按中医的说法，“痨”字有一层的含义是“积劳损削”。可能是青少年常常因自恃年青力壮，容易忽视营养，忽视休息，忽视卫生，于是就愈加给了结核杆菌传染的机会。
结核病令人生畏，更因为它是一种“穷人病”。引发“穷人病”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三：其一，环境因素：因为贫困，致使“穷人”的生活居所和工作场所的卫生条件非常差;其二，生理因素：因为贫困，致使“穷人”营养不良、劳累过度进而造成免疫力低下;其三，经济因素：因为贫困，致使“穷人”患病后难以得到及时的诊疗和有效的药物。因为这三个原因，“穷人病”一旦发作，其后果就是陷入贫病交加的悲惨境地——因为有病，不能工作，导致经济来源丧失;同时，因为没钱，又不能治病，病情一天天恶化——于是整个人生进入了一个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的怪圈。
3.历史上的结核病防治
在汉语语境中，细细琢磨，“痨”字其实还暗含着“不可药救”的意思。尤其是近代以来，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可谓天灾屡屡、战乱频频。乱世造成了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极度贫困，由此又导致环境恶劣，营养不良，积劳过度，于是人体免疫力自然低下，加上缺医少药，这就给了结核病，尤其是肺结核病肆虐横行的空间。当时，肺结核病几乎被看成是不治之症，罹患肺结核就等于“判处死缓”，其令人闻之色变的恶名不亚于后来的癌症和艾滋病。
建国以后，国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逐步提高，社会环境和卫生条件也得到改善。前30年中，国家非常重视公共卫生和对传染病预防免疫，为之拨出专款，结核病的防治机构一直延伸到基层。在青少年中，较为普遍地免费接种了专门针对肺结核的疫苗——卡介苗。同时，在劳动保险制度的支持下，雷米封(异烟肼)、利福平等特效药物的普遍使用，使结核病基本上得到了控制。
到了上个世纪60—70年代，计划经济基本定型。劳动保险制度给了肺结核患者向单位请长期病假的权利，同时享受免费医疗和“病假工资”的待遇。一时间，昔日闻名色变，唯恐避之不及的“穷人病”居然嬗变成为让一部分小市民羡慕不已的“富贵病”。
4.现实生活中的结核病
上个世纪90年代，本来似乎已经得到控制的结核病竟然又猖獗起来。据媒体报道：中国感染结核杆菌的带菌者人数大约为5亿;估计发病人数为450万，即每10万人中有122人发病，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世卫组织的估计数;每年新发传染性病人150万，约有13万人死于结核病。因此，中国被世卫组织列为世界上22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
导致90年代以来结核病卷土重来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也是结核病本身病理因素变化的结果。
首先，结核杆菌本身的变异导致有较强耐药性的“超级细菌”出现，于是就有了耐药性甚至耐多药性、耐广泛药性的结核病患者，以往使用的抗结核病的特效药对这类病人失效了。按世卫组织的提供的数据，全世界有3.3%的新病例和20%的曾经接受治疗的老病例罹患耐多药结核病。而据媒体报道： 2014年，中国新发生耐多药结核病病例约为5.2万人。
其次，贫富差距和人口流动给了结核病可乘之机。据媒体报道：中国80%以上的结核病人在农村，农村患病率是城市的两倍以上，发病人群集中在20—45岁的年龄段。但也有消息说，75—79岁的老人肺结核的发病率也很高。与此同时，流动人口是结核病发病的高危人群。据流动人口较多的一线城市报告，北京的结核病患者中有40%来自流动人口，上海的这个数据则为50%，深圳更高达80%。由于流动频繁，流动人口中结核病的就诊率和诊断率很低。但更低的是治愈率，北京和上海都仅为20%。综上所述，结核病的“穷人病”特征又开始显现。
5.健康中国与结核病的防治
自上个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在防治结核病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008年，当时的卫生部提出了“健康中国2020”的战略规划。2015年，在关于“十三五”规划的讨论中，“健康中国2020”又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在相关的规划中，都提出要有针对重点传染病的控制行动计划和针对重点慢性病的防控行动计划，这对于结核病防治工作应该是一大利好消息。因为结核病同时具备了传染病和慢性病的特点，自然应该是重点中的重点。
就宏观目的政策环境而言，上有世卫组织的世界性战略规划的督促，中有“十三五规划”和“健康中国2020”规划的监控，现在需要的就是能够接地气的地方和基层的实际行动了。
从理论上说，结核病的治疗成功率是有一定保证的，即使是耐药结核病也一样。世卫组织定下的目标是85%以上，而中国2014年的数据是90%以上。对结核病的防治，第一步就是要控制传染源，而治愈结核病患者就是对传染源的最有效的控制。因为一个活动期患者的存在，就有可能传染周围的5—15个人。
按照世卫组织的结核病控制策略，也根据我们自己以往的经验，相关的计划必须要落实到基层的疾控中心或专门的结核病防治机构以及一线医护人员。首先要对疑似病例作广泛的“痰涂片显微镜检查”，一旦发现结核病人，就必须要强制性地到结核病防治机构进行免费住院治疗。等患者的传染性得到控制以后，再由社区的医疗服务中心进行较长时间的治疗和康复。世卫组织对此提出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要求是：“每次服药都要在医务人员的直接面视下服用，并进行记录”，以保证疗效。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结核病的防治说来简单，但真正要做到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虽然我们的相关规划中对大病、重病的预防和诊治都有很重视，但一到医院，大病、重病的界定就有可能先与“经济效益”挂起钩来。结核病的免费防疫和治疗，也许会被归入“公共卫生”范畴。在基层、在社区，颇有“大锅饭”嫌疑的“收支两条线”和政府大包干，影响一线医护人员的积极性，这可能就是国家决心大、投入也不少，但效果却不能尽如人意的原因所在。所以，回到标题提出的问题，我们还是用一个常用的外交词汇：谨慎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