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晚，海南农垦东太农场的吴俊霖、刘志南等几个好朋友买了些猪头肉、花生米，拿来两瓶酒，边喝边聊，庆祝“纪念日”。从2008年开始，每年的这一天，海南农垦几十个农场，都会有职工自发地聚会庆祝，偶尔还有人燃放鞭炮。与往年不同的是，刘志南等人今年成立了“琼海千家橡胶农民专业合作社”，想通过这个小小的合作社，为周边自营胶的发展搭建起一个小平台。

　　这个纪念日，与两个人有关，一是海南农垦总局局长王一新，一是原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海南省委党校校长李克。李克已经八十高龄，2000年曾受省委委托参与和主持了对海南农垦改革发展存在问题的调研。讲述海南农垦的历史，他如数家珍，而海南农垦到底存在什么问题，他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2008年海南农垦结束“部省共管”下放海南省后，中央提出的农垦改革方针就是“政企分开，社企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李克看来，海南农垦之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搞改革，改了30年，“政企分开、社企分离”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改不掉，正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不想改，不想走出旧体制。表面看，海南农垦的问题是管理体制机制问题，深入分析，则是农场内部的产权制度问题和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过程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职工自营胶与干部合作胶长期博弈的问题。

　　职工自营胶被如何“统、卡、压”

　　1984年，各农场动员职工家庭自筹资金并依托世界银行贷款，承包农场还没有开发为橡胶林的“四荒”（荒山、荒坡、荒沟、荒滩）地，承诺开发出来后归个人获利，并签订了承包合同，这就是“自营胶”。

　　当时农场开了不少大会小会，反复动员，才有一些职工愿意尝试。没过两年，世界银行的贷款中断了，职工只好倾全家所有去开发，一位胶工回忆：“雇不起人，只好全靠自己，头天焖好一大锅准备吃两天的饭，带一天的饭上山，在山上吃。干到累得受不了了，倒在地上就睡，睡醒了接着干。第二天下山，发现头天的饭已经馊了，但也只有含泪吃下去，时间浪费不起。”

　　橡胶从种植到可以产胶，一般需8到10年，这当中只有投资、付出，没有任何回报。1992年，胶工们满以为8年的心血汗水终于要有回报了，没想到农场对自营胶的“统、卡、压”随即开始了。

　　原来，在1984年的合同和1996年签订的“补充合同书”中，均存在明显不公正、不公平、不平等的条款和侵权内容。如规定还清贷款前橡胶林归农场所有，农场收取“三成”胶水作为职工的承包费用，而国家的政策是“谁开发，谁使用，谁获益”，胶水名义上农场只收“三成”，但职工的“七成”里已经包含了所有的投资成本，所得反而比农场少得多。2007年1公斤干胶售价16元，农场按三成提取4.8元，职工扣除成本，实际收入反而只有1.36元，不到农场收入的三分之一。

　　农场当初将世界银行贷款转贷给职工，自行规定职工还款付息采取国家明令禁止的“复利计息”方式，使得职工越还越多，即使卖了老婆孩子也还不起。如东坪农场老职工卢杰信，1984年贷款4.4万元，从1992年开始还贷，还了10年，到2002年底反欠农场本息总计34万多元。

　　不仅如此，农场收购胶水时，使用未经国家计量监督部门检定、核准、审批的“微波测含仪”，来检测胶水中的干胶含量，然后按照干胶的多少算钱。而这个仪器可以人为调节胶含基数，其误差在10个百分度单位以上。调低10度误差，可以多收30%的干胶，也就暗中拿走了职工收入的三成。

　　职工自己生产的自营胶，本来应该有经营自主权，愿意卖给谁就卖给谁，但农垦总局规定，自营胶必须“统一收购、统一加工、统一销售”，即职工只能将胶水卖给农场，胶水中含多少干胶，干胶的价格，都由农场说了算，实际上掌握了职工自营胶的全部经济命脉。职工将胶水全部卖给农场后，农场扣除各种税费，然后将支付给职工的工资作为新的贷款计算。如此一来，职工辛苦耕作自营胶二三十年，既投资又劳作，不仅没有任何收入，还在不断地向农场高息借贷。

　　如果职工偷偷将自己生产的胶水拿到农场外面去卖，农场就冠以“私割”“偷卖”之名，派公安、保安、保卫设卡围堵阻截，一旦堵到，就强行罚没。有的农场规定，罚没一吨干胶，给公安、保安队员10元奖励。如此一来，职工与公安、保安、保卫的冲突不断，有的职工被殴打、拘留、劳教、判刑、解除承包合同，矛盾越来越严重，到2007年5月王一新担任总局局长时，已经进入白热化的程度。

　　干部合作胶与既得利益群体

　　同职工自营胶相比，1996年后发展起来的干部合作胶，则形成了海南农垦的既得利益群体。
　　改革开放30年，海南农垦并非没有改革，而是一直在改，但总是半途而废。1980年，中央对海南农垦实行财务包干，批准生产管理责任承包制。1984年推行家庭农场承包制。1987年推行农场场（厂）长负责制和场（厂）任期目标责任制。1985年合资兴办联营农场。1993年农场基层单位生产队实行股份合作制试验……

　　而到了1996年，海南农垦开始出现全系统的亏损，当时的农垦总局领导出于好心，为改善农场干部的生活，又为让干部给职工家庭承包制起带头作用，允许农场场长、书记们可以承包经营不超过10亩的国有橡胶林地。开始的第一年，干部们还心有余悸，害怕政策将来会变，害怕承包后丢了干部身份，害怕获利后将来说不清楚……总局反复动员有时甚至命令，他们才开始承包。

　　一年后，承包者收获颇丰，尝到了甜头，没承包的人当然眼红，于是从消极变为积极。等到第三年，干部承包的合作胶林就非常普遍了，然后呈逐年扩大趋势。多年发展下来，有的承包了几十亩，有的承包了上百亩，有的承包了几百亩，有的承包了上千亩。从场长、书记发展到所有干部，甚至包括派出所警察和中小学教师，有的派出所所长、医院院长比场长、书记承包得还多。说是“承包”，有的根本不交承包费，有的象征性地交一点，其实是无偿占有了橡胶林的土地使用权和地面的所有产权。原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张力夫曾估计，场长、书记承包的土地估计有5万亩。而据李克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干部合作胶的面积，可能已经超过100万亩。

　　干部占有大片胶林后，已经在农场搞起来的职工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向“干部家庭承包制”转移，到1998年，创办成功的100多个股份合作制公司就逐渐消失了。最多在1987年曾发展到17.55万个的家庭农场，到1990年只剩下两万多个，基本上是干部承包。干部承包胶林，也导致不少职工下岗失业，有的出外打工，有的被干部私人雇佣，在干部承包的农场干活。

　　与干部合作胶蓬勃兴起相对应的，是海南农垦从1996年起连续四年全系统亏损，1998年亏损额达5.29亿元，亏损的农场占70%，许多农场负债率达70%多，甚至资不抵债。职工收入也直线下降，有的月收入仅二三百元，更有许多农场长年拖欠职工工资和各种福利，甚至不报销医药费。

　　海南农垦亏损，国家财政每年就会给予大笔资金救济补贴，不少农场干部将国家救济当作自己的一项收入来源，从中截流。如各农场自行规定合理、正常亏损面为总产量的2%以内，没有亏损或亏损不到2%的可以报到2%，亏损部分由场长处理。各场长就每年都报2%亏损，这样就能截流下100万归自己支配，同时，又将这2%的亏损摊派克扣到职工头上，又可多拿100万。上报得100万，下扣得100万，如果没有亏损，这200万就拿不到了。

　　干部承包农场土地后，一方面继续在农场机关领工资，一方面又通过土地、胶林和农作物获利；一方面在农场行使公权力，一方面又利用土地搞个人家庭的生产经营--官商结合，通常官是官商是商，如雌雄交配一样结合，而在海南农垦，则官商一人，雌雄同体，产生的弊端就可想而知了。所谓“既得利益群体”，在海南农垦体现得淋漓尽致。

　　干部承包土地和胶林后，许多土地被改变了用途，胶林被“提前”更新，可以产胶30年的橡胶树，才刚刚产胶10年，正处在产胶高峰期，也会被全部砍倒，改种上水果、南药，大发其财，一年获利从几万、几十万一直到几百万上千万。有的承包完土地，又承包别的，什么能赚钱就承包什么，包括养奶牛。有的甚至将原来的农用地未经任何变性手续，就建成了酒楼、饭庄和娱乐场所，大发其财，还将大型挖土机等农场的机械车辆出租出去，获利归个人所得。

　　海南农垦总局原党委书记张力夫2008年3月在《海南日报》的报道中说，改革的阻力非常大，有三方面原因，而第三方面就是“一些既得利益者已形成群体，他们不愿意改变现状”。李克认为，干部承包的土地必须收回，对于作恶较多的农场干部，必须惩处，否则海南农垦的改革阻力将很大。

　　王一新新政

　　王一新曾是时任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的老部下，是卫留成从中海油调任海南省省长后从中海油挖过来的人才。2007年5月空降海南农垦总局，他的使命无疑就是推动“海南农垦改革”这个海南省委确定的“一号工程”。

　　因为来自中海油，王一新心目中最初的海南农垦，应该像中海油一样，是个大型国有企业，“在大型国有企业里面，非公有制经济能管好吗？”对于职工自营胶，王一新开始有着这样的疑问。起初他设想，职工自营胶应该逐步收回，职工的生活水平通过增加收入和福利待遇逐步解决。他到农场去调研，听一些场长说，自营胶没有国有胶管得好，可是自营胶一株收四五公斤胶水，国有胶一株只收一两公斤胶水，国有胶水哪里去了？言下之意，自营胶的职工偷割了国有胶的胶水。

　　2008年2月，农垦总局出台了《合作胶暂行管理办法》，仍然坚持对自营胶“三统一”，延续了以前的做法。此后，自营胶职工与农场管理层的冲突日趋激烈，引起了李克的担忧，他给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写了7封长信反映农垦问题，还给十多位海南省人大常委写信，忧虑地表示：“对自营胶的政策不改变，农垦要出大问题。”卫留成将他的信批转给省长罗保铭阅，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张力夫、局长王一新阅研。

　　随着王一新广泛接触干部职工，包括职工维权代表和李克等人，他对自营胶的看法很快有了重大转变，包括前述提到的“偷割”问题。自营胶职工偷割国有胶的现象确实存在，但相比于农场管理层、护林保胶人员的贪污自肥和监守自盗，则是“小巫见大巫”。那个微波测含仪，收购自营胶时“大斗进小斗出”，到了向总局上交国有胶时，则有可能“小斗进大斗出”，从中贪污下来的干胶，李克经过调研曾估计每年在20%左右，各个农场都在几百万元以上。有的公安派出所和护林保胶队对干胶的监守自盗，有的农场的场长、书记、政法委书记充当这些人的保护伞，所造成的损失，比职工偷割要严重得多。

　　王一新了解到，当时海南农垦的自营胶面积，达34万亩以上，已经成为海南上百万人口中三分之二左右人口的生活来源。没有自营胶的职工非常贫困，生活非常困难。2006年底，农垦的穷困人口达29万，占总人口的29%；而海南老区的贫困人口只有12.8万，只占老区300万人口的4%。当时一个胶工的年工资普遍只有一两千元，低的仅五六百元，难以维持生活。

　　李克曾在不少农场调研，目睹了许多胶工的贫困生活。如中瑞农场南斗作业区有一位叫赵美英的女胶工，50来岁，割胶近30年，因无自营胶收入，靠工资养家糊口。小孩过年买不起新衣，平时吃穿靠亲友接济，连子女上学每天买早点的1元钱都拿不出。她长年需要过河割胶，因无钱买长筒靴，患风湿性关节炎引发心脏病。2006年11月全身浮肿不能起床，生产队不安排她病休入院治疗，反而安排别人去割她的胶林，工资被别人领取。她没有了收入，每月还得交186元三项保险费和其他费用给生产队以保留工龄。半年后，赵可以下床但不能割胶，生产队多次劝她写下岗申请。2006年冬管时，生产队让她拿钱请人挖肥坑，每月须支付300元……因没有自营胶，赵美英的生活已到绝境，而像她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自营胶的命运其实直接关系到整个海南农垦系统的稳定和发展。要想推动海南农垦改革取得成功，首先必须给改革创造稳定的群众基础和经济环境，广大职工能否拥护改革、支持改革，至关重要。王一新转变了思想，坚定了信心。

　　2008年7月23日，王一新到东太农场大接访，整整一天时间，他接访了大量职工群众，职工的困苦生活使他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当晚，他宣布：自营胶取消“三七分成”，所得全部归职工个人所有，不再统一收购、统一加工、统一出售，职工可以自主决定向哪里出售，价格随行就市。
　　入夜，农场响起了鞭炮声，时断时续，彻夜不息。■ (原文章名 《海南农垦革新》之二：职工自营胶PK干部合作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