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俞可平

人物专栏

诚信为本,以信服人

发稿时间:2019-07-05 15:19:12   来源:“北大政治学”微信公众号   作者:俞可平

  亲爱的同学们:

  祝贺你们修完学业,顺利毕业!毕业典礼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在今天这个日子里,你们自己首先高兴,终于将结束大学生活,进入令人憧憬但又不那么确定的新的人生阶段。你们的父母高兴,自己的孩子不仅将自食其力,而且将为家庭和社会做出贡献了。作为你们的老师,我们更加高兴,我们又将为社会输送出一批杰出的人才,国家的现代化事业又将增加一批充满活力的优秀建设者。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大学排行榜,许多人很在乎自己学校的排名。说实话,我并不太在乎这些排行榜。要我说,我们应当最在乎的是两件事,一是学生们毕业后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二是老师们的科研学术成果对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毕业后,能够充分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在各行各业中做出杰出贡献,成为“优秀的公民”和“卓越的领袖”,为伟大的母校和亲爱的母院争得荣誉。

  同学们毕业后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为社会做出我们北大政管人应该做出的贡献:运用在校期间学到的知识做出工作业绩,是对社会的贡献;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树立文明进步的良好榜样,也是对社会的贡献。今天我特别想跟同学们讲讲诚信与社会公信力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的社会诚信和公信力正在遇到极大的挑战,我希望同学们能够模范地践行诚信为本的做人准则,努力增强社会的公信力。

  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他的实际意思是说,人是天性合群的动物,必须过群体生活,唯如此才能组成社会和国家。人类之所以能合群,是因为能够相互信任。信任是构成所有人类共同体的基本要素,人类若没有足够的相互信任,那么人与人之间就失去了相互联系的基本纽带,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行。信任可以消除相互猜疑,增加社会的安全感;信任可以防止对立和冲突,增强社会的团结合作;信任可以使大家自觉遵守共同的规则,有利于改善社会的秩序;信任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和行政成本,促进经济和政治的发展。

  诚信不仅是人类的一种美德,更是人类的一种价值。正因为信任对于社会的集体生活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所以自古以来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种宗教,没有一种文化不把诚信当作核心价值和基本规范。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也包含“诚信”。用我们古人的话来说就是,“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立”。在这一点上,不仅古今相通,而且中外也相通。

  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年来我们的社会诚信出现了许多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某些领域,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已经跌破底线,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处于极度的不信任之中。由于诚信的缺失和社会公信力的下降,我们的经济交易成本、社会交往成本和行政管理成本都在明显增大,有时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例如,在经济贸易领域,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灾,商业欺诈屡见不鲜,网络电信诈骗无孔不入,虚假广告、欠债不还、集资骗钱等见怪不怪。

  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人信口雌黄,言而无信;有些人说一套做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毫无羞耻感;有些人在台上一套说辞,在私下场合又是一套说辞,且习以为常;有些人当面不说不同意见,背后则开始各种形式的“举报”。古人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在许多人那里变成了“信人之心不可有”。例如,在日常交往中,相信别人反倒成为不正常行为,会被讥笑为“太傻”。依我自己的亲身经验而言,其实,信任别人并不是“太傻”,而是把对方当作真正的人;精于用一些小伎俩骗取他人信任的人并不是“聪明”,而是自己不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教师和学者一直受人尊敬,但近些年来,学术公信力也遭到重大挫伤。少数人通过学术造假获取职称、基金、奖项、名利和地位;少数人利用手中的学术权力,在文章的发表、课题的评审和奖项的授予中进行利益交换。尤其令人不齿的是,少数教师还将自己学生的成果据为已有。学者一直被视为社会的良心,担负着针砭时弊、惩恶扬善的重大责任,如果学者也不讲诚信,那么社会的公信力必定受到严重的伤害。

  经济、社会和学术领域公信力的流失,都将严重损害社会的整体公信力。然而,它们还不是最严重的,对社会公信力最严重的损害,是政治公信力的流失。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党和政府正面临的一个突出挑战,就是政治公信力的严重流失。一些官员不仅理想信念丧失,而且毫无诚信可言;一些官员成天要求别人说真话讲诚信,自己却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一些官员不信制度和法律,只信亲信和鬼神,大搞“小圈子”政治。有的上级不信任下级,事无大小都要求下级对其进行报告和请示;有的下级不信任上级,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阳奉阴违做法。

  政治公信力缺失的直接后果,就是极大地增加执政成本。同学们知道,政治学中有两个基本概念,一是权力,一是权威。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权力是迫使对方服从的制度性强制力量;权威则是一种使对象因信服而顺从的影响力。当权力转变成权威时,其作用和效果就会倍增;反之,当权力不具备权威时,其执政的成本会成倍增加。权威可以明显地降低权力行使的成本,因此当人们一旦握有权力时,总希望使手中的权力具有最大的权威。掌权者的诚信和政治公信力,便是权力转变成权威的催化剂。

  总而言之,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无论对于经商,还是对于治学和从政,诚信都不可或缺。不仅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也不立;不仅商无信不立,学无信不立,政无信也不立。无论同学们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诚信都将是你的立身之本和事业之本。在同学们即将毕业之际,我愿就诚信社会的建设提几点希望,与大家共勉。

  首先,努力倡导和弘扬诚信的价值。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对于个人和社会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人类的一种内在价值,缺少它,人类的意义就不完整。诚信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而是一种重要的道义力量。得信者多助,失信者寡助。拥有诚信的人,内心必定会拥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有助于他战胜困难和邪恶;一个信誉良好的人,总会获得人们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同样地,一个诚信的国家,也必定会拥有众多的友邦,得到国际社会的道义支持和物质支持。希望同学们更加看重诚信,多与诚信的人交朋友,把诚信当作判断和衡量是非好恶的重要标准。

  其次,鄙视不守信用、缺乏诚信的行为。正常守信的人常常会痛恨不守信用的人,要使失信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就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氛围,让那些缺乏商业信用、政治信用和学术信用的人,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让失信者感到孤立和羞耻。不为没有诚信的商人、学者和官员提供活动空间,即使自己的亲朋好友有失信的行为,也要严肃地规劝他们,绝不助长他人和社会的失信行为。

  其三,带头讲信用,努力成为诚信的模范。诚信是一种基本品质,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要做到。要别人诚信,自己首先要诚信;要求别人讲真话,首先自己要讲真话;要使他人言而有信,首先自己要言而有信。我们政府管理学院的宗旨中有这样两句话:“培育优秀公民,造就卓越领袖”。要成为共和国的优秀公民和业界的卓越领袖,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带头讲真话、守信用,成为诚信的模范。缺乏诚信,没有信誉,即使一个人的能力再强,事业再成功,也不能算是“优秀公民”和“卓越领袖”。

  其四,遵守诚信制度,用规则约束自己。诚信作为人类的道德品质,是可以塑造的。通过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鼓励人们的守信行为,惩罚人类的失信行为,是增强社会公信力的根本举措。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的信用体系,杜绝制度性的诚信缺失,营造诚实守信的制度环境。对不讲诚信的官员、商人、学者等业界人士进行严厉的惩罚,让其为失信行为付出严重的代价;另一方面,每一个人都应当自觉地遵守有关信用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使守信不仅成为一种行为方式,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最后,我特别希望同学们能够为提升国家的政治公信力做出贡献。北大人之所以为北大人,是因为北大人身上有一种深刻的家国情怀;政管人之所以为政管人,是因为政管人以“天下为公,报国为怀”。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浓厚官本主义传统的国家,官员的诚信是社会诚信的关键,政府的公信力是社会公信力的关键。要真正建设一个诚信的社会,必须首先建设一个诚信的政府。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以后从政为官,那么除了做到正常人应当做到诚信之外,尤其要注重政治诚信:对人民群众许下的诺言,要不折不扣地实现;要求下属和民众做到的,自己必须身先垂范。要最大限度地信任民众,尽量少一些管制和劣治,多一些自由和善治。只有这样,人民才会给你以最大的信任。

  同学们,诚信不仅是一种美德,一种责任,一种品质;也是一种价值,一种力量,一种资本。诚信为本,以信服人,不仅能使你成为一个可靠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也将助你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一个伟大的人!

  谢谢大家!

人物介绍

俞可平,1959年出生,浙江诸暨人,政治学博士,研究员,教授,哲学和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著名的政治学者。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总负责人。1981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现为绍兴文理学院)。1982年考入厦门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班,1984年毕业后留校任哲学系讲师。1985年获中山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政治学博士。1987年毕业留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任教,不久即调入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1993年-1997年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副所长,1997年至2003年任该研究所所长。2003年起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后担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课题总负责人。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行政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校教授或研究员,曾任美国杜克大学、德国自由大学客座教授。近年来主要著作有《治理与善治》、《公益政治和权利政治: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评析》、《全球化的悖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