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地方，它培养社会的各种专业人才，最大的财富是学问而不是金钱，最应受尊重的也是学识而不是官位。

　　我的导师赵宝煦教授，就有这样的一根筋。赵先生是在西南联大学生时代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有资深的政治资历。在我从学于他期间，上级曾任命他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这算是一个不小的官职，但没有干多长时间他便辞职回校了。他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对学问和知识极不尊重，惹不起但还躲得起，这个副院长不干也罢。“一根筋”一发作，他便义无反顾地回来了。

　　赵宝煦先生的老师，西南联大时任政治学系主任、著名政治学家张奚若先生的身上，也有这样一根筋。赵先生对我说过，他记得张奚若先生有一次在学生迎新会上这样说：人家说政治系是升官系，经济系是发财系，你要是想升官到我这儿来，我告诉你，你走错了门。我只能教给你一个读书和研究的方法。

　　赵宝煦先生和张奚若先生身上的这一根筋，最终来源于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先生在1917年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1918年北京大学的开学演说中，他又重申，“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大学是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地方，它培养社会的各种专业人才，最大的财富是学问而不是金钱，最应受尊重的也是学识而不是官位。大学要是没有学问这根筋，那就跟企业和机关没有区别了，就枉为大学。老师要是没有学问这根筋，就枉为学者，学生要是失去学问这根筋，就枉为学生了。

　　北大的这种“一根筋”不是不宽容，更不是不通情理。我所熟悉的这些有着“一根筋”的师辈们，恰恰无一例外都是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宽容有余，威厉不足。例如，当时我做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当代中国政治的分析框架”，这个题目即使现在，恐怕许多导师也不会同意。但赵宝煦先生，以及当时其他指导老师张汉清先生、陈哲夫先生、李景鹏先生不仅宽容我的选择，而且包容我在当时(20世纪80年代)属于“离经叛道”的一些观点。

　　宽容就是尊重和包容不同的观点、不同的选择，它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美德。蔡元培校长当年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治校，造就了北大的无比辉煌，留下了千古美名。“思想自由”是一种政治环境，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兼容并包”则是一种政治道德，也是一种崇高的境界。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人类的创造性;没有兼容并包，就没有人类文明的进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仅关系到学术的繁荣，也关系到民族的复兴。坚守和维护“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仅是我们北大人的职责，也是全社会的责任。

　　大学是切磋学问的地方，要有一种“学问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不能有机关中那些“传达、学习、表态”般的形式主义和“等级、命令、服从”式的官僚主义。我在北大国政系就读期间，赵宝煦、李景鹏诸位先生都做过系主任或副主任，但当时我们都不叫他们为“赵主任”“李主任”，背后甚至常常对他们“宝煦”“景鹏”地直呼其名。是对这些老师不尊重吗?当然不是。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外加平等和亲切。

　　学术平等的实质，是对学问和知识的尊重。一个具有深刻学术平等精神的学者，即使社会地位很高，也同样会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尊重每一种学问。我的前任、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老师，有一次托我找中央编译局一位年轻译者，帮他将其论文翻译成俄文。因为翻译很出色，罗老师执意要请那位译者吃饭以示感谢。那位译者对我说，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一名副国级领导人会为了这点小事请他吃饭。

　　我这里所说的“尊重知识”“学问至上”这根北大之筋，其实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以及“民主”“科学”的北大精神完全相通。北大的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不仅是我们北大人的骄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没有民主、科学、自由和宽容，北大就不成其为北大，中华民族也就失去了现代化的灵魂。接续这个筋，是我们所有北大人的使命，尤其是你们年轻学子的责任。(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大学第二届“研究生学术文化节”上的演讲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