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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栏

引入市场机制是中国经济奇迹最重要原因

发稿时间:2022-02-18 14:25:24   来源:北大国发院  

  一、整个体制仍然处在双轨制改革中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机制,让普通老百姓有了选择的权利。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企业家的概念,农村包产到户和城市改革后才涌现出一大批企业家,也正是这些企业家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

  回顾历史,任何一个国家,只有把企业家精神焕发出来,鼓励那些最有才能的人去打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很快发展起来。英国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它在17-18世纪初迸发出强大的企业家精神,其工业革命史就是企业家的创新史,一个又一个企业家的故事造就了英国的现代工业文明。中国也一样,改革开放就是中国焕发出企业家精神的过程。

  中国获得快速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前提。西方国家经过200多年积累了大量科学技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将这些成果“为我所用”,减少了试错成本,全方位快速追赶,少数新领域同步发展。因此,不可否认,企业家精神和西方的先进科技成果,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获得快速发展的基本原因。

  当然,我们肯定开放的作用,并不是要低估改革的作用。西方的文明一直就在那里,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也不是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如果不是政府力推市场化改革,这些外部资源都不会转变为我们的生产力,这是很关键的。

  事实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靠自我封闭发展出现代文明,成功者都是改革与开放的结合。为什么英国成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早期引领者?为什么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英国?一是英国通过改革实现了体制变化,包括光荣革命后确立了产权制度、议会民主制度和有限政府制度等;二是英国通过开放引进了棉纺织业并成为支柱产业,从进口布、纱,到后来直接进口棉,发明了纺织机,再用蒸汽做动力,最终走上了世界强国之路。

  双轨制改革是中国改革很独特的模式。双轨制改革的核心思想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双轨制改革承认了人类的无知。计划经济的假设是有一小部分人以为自己知道一切。他们为国家发展做了一个全面计划,并要求大家照此执行。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承认人的无知。一方面,人类不知道的东西有很多;另一方面,人类进步需要的知识分散在每个人的脑子里,不同人掌握的知识不一样,每个人的知识具有很大的主观性或者异质性。其次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知识在不断变化,随时在创造新事物。

  第二,从双轨制改革的具体内容来看,我们不能按照设计的价格体系去制订价格政策,比如不能说煤炭、苹果的价格应该是多少,双轨制改革的重点是“放”。但“放”也不是一下子全放,因为这涉及到大量的利益关系。双轨制价格改革要通过市场自身演进来决定价格,而市场机制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它的形成是“自下而上”,而非“从上到下”。

  双轨制改革的关键是先从边缘、增量上引入市场,再通过市场机制不断演化推进。这里面就与企业家精神高度相关。市场要靠人在里面发挥作用,这些人主要指的就是企业家。计划经济中没有企业家。改革初期出现了市场,好多国有企业领导并不适应,因为他们原来是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来管理企业,但市场经济下就需要他们自己动脑子去解决问题,以前产品出来后可以直接交给商业部门去销售,现在他们不但要考虑生产什么,还要考虑怎么销售,怎么参与市场竞争等。

  在双轨制改革的过程中,市场逐步形成,企业家也就跟着一代一代成长起来了。或者说,双轨制改革本身就是培养企业家的过程,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无论是国企领导还是私企老板,都跟原来的完全不一样了。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让每个人去思考想问题,对的想法可以变成产品并通过市场扩大,错的想法自然会被市场淘汰,如此不断迭代,才有不断发展。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情况都一样。经济发展需要每个人都有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动力和机会;反之,让少数人去指导,发展就一定会出问题。

  当然,我们的市场经济改革还没有全部完成。如果只是从产品市场是不是由供需决定价格的角度来讲,我国在1993年就基本上完成了双轨制改革,当时90%以上的工业品、农产品定价都放权给了市场。但是,如果从要素市场来看,我们还存在双轨,其中劳动力市场转轨较好,但是资本市场的转轨一直没有彻底完成,好多还受制于行政命令,由国有银行主导或垄断,利率也没有完全市场化;土地要素更是如此。因此,整体而言,我们产品价格的市场化程度很高,但要素市场仍有计划的明显残留,整个体制仍然处在双轨制改革中。

  二、市场经济不断纠正错误,计划经济“一条道走到黑”

  我们必须认识到:第一,再聪明的人所掌握的知识仍然非常有限;第二,任何人都可能进入知识盲区。因此,我们不能把人类的命运交给任何个人,无论他有多么聪明。我们需要市场存在,市场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每个人按自己的方法去做事、去参与竞争,对的东西获得成功,错的东西面临淘汰。大家事前基本上都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或是错的,否则人类的进步发展就太简单了。但很多有知识的人并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反而容易狂妄自大,觉得自己掌握了唯一的真理,不按照他的想法做事的人就是傻瓜。他还会去教育他人。我们经受的这样的教训可太多了。

  市场经济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会不断纠正人类的错误,但计划经济就可能是“一条道走到黑”,如果决策者投资错了,但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错误,他会继续追加投资希望掩盖错误,同时下级也不敢随便去纠正上级的错误,否则官位就不保了,于是有些错误就一直得不到纠正,最终整个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创新,是去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有这精神的人去从事生产经营等经济活动,就是企业家。如果这种精神用于在政治领域,就是政治企业家。你看在政治领域也一样的,有些人在位的时候只是在“守摊”,而有些人愿意做事,愿意创新,敢于去改变或完善体制,这就是有企业家精神的政治家,我们可以简称政治企业家。

  企业家精神本质上是指人类不安分的创造力。尽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具有这样的创造力,但能够真正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人只是少数人。同时,又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企业家精神真正应该用在哪里。17-18世纪,英国最聪明的人在做企业,包括贵族,而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做官,当时最聪明的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这也是近代中国和西方发展出现背离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官员只着眼于分配财富,企业家精力在于创造财富。如果最聪明的人是在分配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那么国家的经济就很难发展起来。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最聪明的人一部分在城市,另一部分在农村。邓小平搞“包产到户”后,农村里的这些聪明人就自由了,乡镇企业就这样发展起来了。如果当时农村里这些最聪明的人都还只找机会去当官,中国的改革肯定就难死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很多原来的处长、局长“下海”了,包括后来的“海归”,这为经济发展形成了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或者说是重新配置了企业家资源,否则中国也不太可能有今天。只有真正最聪明的人愿意去做生意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才有希望。

  三、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法制保护企业产权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法治。为什么说法治很重要,因为法治的核心是让每个人对未来都能形成相对稳定的预期。这个预期是指,我干了好事可以得到回报,干了坏事会被惩罚。如果企业家有这样的预期,他知道只有诚实守信才能把生意做大做强,坑蒙拐骗不可持续。由此,企业家会意识到声誉是他最重要的资产,也是获得陌生人信任的决定因素。国家法律,特别是保护私人产权的法律,是企业家维护自身声誉的保障,没有财产所有制也就没人在乎自己的声誉了,所以法律保护私人产权对建立企业信誉非常关键。

  政府特别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和维护好的法治,包括统一度量衡等软的基础设施,这对市场发挥声誉机制非常重要。政府帮助信息透明,流通速度更快,也有助于提升企业家维护声誉的积极性。这样一来,政府反倒不用去具体管理企业,因为当企业出错时,自然会受到市场规则的惩罚。比如某个企业想靠欺骗赚钱,它搞定工商局的几个管理者要容易一些,搞定成千上万受骗的消费者要难很多。企业要搞定每一个消费者,唯一的途径就是给消费者带来实打实的好处。从国家层面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法制保护企业产权,公民财产权,包括知识产权。

  市场经济其实为每个人都提供了富裕的机会。现在有农村女孩成为网红后变富有了,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市场经济允许每个人最大限度发挥自身的优势,无论这个优势是什么,只要市场规模足够大。传统社会里,农村人不靠种地就养活不了自己,但现在只要你有一技之长,利用大规模的市场,你不务农也能养活自己。我们看到,越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就越公平,因为市场给每个人赚钱的机会,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也因此变得更加激烈。因为存在市场竞争,企业家对工人的福利待遇也会更好,否则你给工人的钱少了,别人就会开高价挖走。但好多人不理解这些,以为资源、技术就在那儿,市场经济就是最后怎么分配财富的事。

  事实上,市场经济不在于分配财富,而是在创造财富,财富一定是赚来的。“挣钱”和“赚钱”的概念也不一样,工人通过付出劳动“挣钱”,企业家把应付工人的工资付完后,“赚”的是剩下的那些钱。

  我经常讲,没有人替市场经济辩护,为它辩护得不到好处。计划经济不同,你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批评计划经济试试?一定会有人惩罚你。但市场经济特别仁慈,你怎么骂它,它都会服务你。所以,知识分子、学者骂市场经济最安全,还能显示自己的人文关怀,但实际上是损害了普通人的利益。

  从市场经济中得到最大好处的是普通人,而不是企业家和“特权阶层”。乔布斯从苹果公司赚了500亿或者1000亿美元,但是全世界数亿人因为使用苹果得到的好处是不可量化的。企业家赚的钱与他的产品为人类创造的价值相比,不过“九牛一毛”。产品带来的利润,消费者不会吃亏,工人不会吃亏,只有企业家最后可能会亏损,大家不要忘了最后负债跳楼的都是企业家。

人物介绍

张维迎,2002年至今北京大学校长助理,2006年至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1959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4-1990年曾在国家体改委工作。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师从诺贝尔奖得主JamesMirrlees教授和产业组织理论专家Donald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致力于推动中国大学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商学院教育体制的改革。2003年北京大学教师体制改革方案的主要设计者。1999年开始任学院副院长。2005年任学院常务副院长。2006年9月8日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主要著作:《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1995)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1996)  《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1999)  《产权、政府与信誉》(2001)  《信息、信任与法律》(2003)  《大学的逻辑》(2004)  《论企业家》(2004再版)  《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2005)  《竞争力与企业成长》(2006)  《价格、市场与企业家》(2006)  另有数十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