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李稻葵

人物专栏

中国的共同富裕为何不是“给穷人发钱,向富人收税”?

发稿时间:2021-11-25 13:56:35   来源:中国新闻网  

  在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时,一些西方国家采用相对“简单粗暴”的方式:给穷人发钱、向富人征税。但最近30多年来,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后,西方国家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甚至重回历史高位。

  中国提出的共同富裕同样有着缩小城乡、区域和收入差距的要求。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中国推进共同富裕不能“唯收入论”,如果简单地把“共同富裕”理解为收入拉平,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还有很大危害。中国的共同富裕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还需要全面考虑人的健康、受教育和发展机遇等各方面的因素,而不仅仅是收入的平等。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全球特别是欧美国家财富不平等正在加剧。您认为,过去几十年全球贫富差距情况如何?

  李稻葵:西方学者一般认为过去30多年间,全球不平等的情况加剧了。主要有三方面解释:

  一是里根、撒切尔政府等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放弃了很多传统政府的作用,比如:削弱工会,直接伤害了劳工阶层的利益。

  二是过去三四十年,站在西方角度看,全球化过程中,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工作岗位也被“带跑了”,因此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劳工工资下降。这是目前最流行的观点。

  三是随着技术进步,高技能人群受益更大,收入增长迅速,而低技能人群的收入上不去。同时,高技能人群“扎堆”,出现叠加效应,例如硅谷和华尔街在一起,收入提升更快,加剧了不平等现象。

  这一说法的局限性,就是没有考虑中国这个变量。如果只论西方国家,近年来其收入分配情况的确是恶化的。如果把中国计算在内的话,过去三十多年间,全球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其实反而下降了。因为占全球约六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曾属于最不发达国家行列,现已实现全面小康了。

  中新社记者:贫富差距拉大会引起哪些问题?

  李稻葵:贫富差距或者收入差距本身其实是一种客观的外在环境,就像温度一样。真正对社会造成影响的是人对这种环境的主观感知。觉得“别人过得比我好”,会产生一种不公平感。有这种感受的人可能发帖抱怨或躺平不干,更严重时甚至会有抢劫等犯罪或极端行为。美国社会出现的一些动荡就来源于此。

  但同样收入差距都很大时,相当于在同样冷的天气下,有的社会“感冒发烧”,而有的就不会,这就取决于一些制度安排,能否改善人们的主观感受。

  所以,收入或者说财富是否平等,除了外在的表象,每个人内心的感受同样重要。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在人的认知中,形成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社会预期。

  在实践中,如果将共同富裕狭义理解为解决收入差距的“唯收入论”,在认识上的误导性极大。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中国推进共同富裕核心在哪?

  李稻葵:人与人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不平等的,有身高的不平等、智力的不平等、相貌的不平等、体育天赋、文艺天赋的不平等,以及各种能力的不平等等,但这并没有产生过多的社会矛盾,因为人人知道这是客观形成的。

  通俗来看,经济社会发展追求共同富裕的核心类似设计一种游戏规则,让每个人即便有那么多的差异,都有公平参与游戏的机会,“大家都开开心心,愿意来玩”。而不是让部分人感觉游戏太难了,不愿意参与,甚至走向对立面,破坏游戏规则;也不是惩罚高级玩家,逼他们退出。

  因此,共同富裕的核心,首先是机会平等。给所有人一个公平的全面发展机会。

  其次是托底和保障。对于那些天生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的人,要给予相应的支持或者补偿。让所有人只要付出努力依然能有属于自己的收获。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共同富裕不能“唯收入论”?

  李稻葵:两个原因:其一,如果搞“唯收入论”,如一些西方国家那样,直接给穷人发钱,难以解决根本问题。疫情暴发后,美国等不少国家就是这么做的。但很多问题是超越收入分配的,比如精神层面的空虚、孤独等等。

  例如:美国很多流浪汉,完全可以凭劳动养活自己,但因为各种原因依然露宿街头。根本问题还是出在精神层面。中国的共同富裕是包括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所以要避免“一切用钱搞定”,只给钱,不管其他。

  其二,如果搞“唯收入论”,就会简单地把中国的基尼系数和国外进行对比。这个错误就类似比较北京和洛杉矶冬天的温度,来衡量两个社会是否健康或者先进。但这样的比较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同样温度下,有的社会可能生病但有的则不会。

  中国基尼系数虽然偏高,但主要是城乡差距。收入水平最低的人,大量在农村生活,并没有进城,而农村和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并不那么大,所以,对贫富差距的感知并不那么强烈。

  中新社记者:中国为何在此时强调推进共同富裕?

  李稻葵:从国际经验来看,当某一经济体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就有条件、有基础来解决一些兜底问题。此时,人们也会更加重视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更需要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得到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意味着不能仅把眼睛盯在经济发展上,而是要解决更高层次的发展问题,提升民众的获得感、满足感。

  中新社记者:当前,中国推进共同富裕该怎么做?

  李稻葵:当下最重要还是抓住主要矛盾,那就是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狠抓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其次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均等化水平,比如养老、医疗教育等。第三才是缩小收入差距。这不仅是要关注劳动收入的差距,更需关注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的差距。

  中新社记者:是否应该借鉴西方的做法对富人多征税?比如:推行高额的遗产税、房产税等财产税?

  李稻葵:这在短期,甚至未来10-20年是不适合中国社会的。中国社会跟日本、美国等有很大差别,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非常强,很多时候是为了给父母、配偶、孩子留下生活保障而奋斗。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开征遗产税等,那很多人就不高兴了,可能选择提前转移财产,甚至“不玩了”,这就激化社会矛盾、违背共同富裕的初衷了。

  只有当政府已把养老、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搞好,人们没了后顾之忧,征收这一系列财产税的条件才更成熟。

  中新社记者:中国推进共同富裕有何世界意义?

  李稻葵: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更重大。小康社会的借鉴意义主要是对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国家。而共同富裕,对西方发达国家,更有借鉴意义。

  共同富裕的课题,发达国家也没有解决好,比如此前谈到的有些国家陷入“唯收入论”。如果中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由此形成的中国经验将造福全球。

人物介绍

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佛里曼经济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后任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中国经济学家协会主席,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曾兼任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研究项目顾问(1989),国际《比较经济学杂志》(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编委(2000-03),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会长(2001-02),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2002-03)。现兼任(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美国密西根大学威廉戴维森研究所(TheWilliamDavidsonInstitute)研究员;国际《经济学通报》(EconomicsBulletin),中国《经济研究》,香港《中国评论》(TheChinaReview)等学术杂志的编委;国际比较经济研究会执行理事;南开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李稻葵曾在《美国经济评论》、《欧洲经济评论》、《比较经济学》、《兰德经济学》等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