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孔泾源

人物专栏

互联网改变了出租车系统,未来可能不再需要私家车

发稿时间:2017-02-10 10:36:46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孔泾源

  主讲人:孔泾源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原司长、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

  主题:战略新兴产业新动力与国企混改投融资机遇

  时间:2015年7月10日

  主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与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编者按】

  “中国的股市三千点以下有投资价值。”这是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原司长孔泾源,本月10号在2015夏季产业投资高峰论坛上提到的观点。孔泾源认为,资本市场是一个本末倒置的制度安排,这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现状,制度设计有问题,一个初生的资本市场应该强制性的进行限制。他表示,现在大的投资者肯定要套现,要转移,因为资本市场就是要实现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可能是通过资本市场,由产业资本变成货币资本,由货币资本再投入到其他的产业当中去。

  关于传统产业改造,孔泾源提到,互联网加速了企业的并购和产业的整合,其中一个最凸显的改革就是大城市的出租车系统,随着叫车服务的发展,未来可能不再需要私家车了。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孔泾源发言内容的摘录:

  推进产业革命

  遵循经济规律,推进产业革命。新一轮产业革命已经发生,历史上走过的路大家非常清楚,到目前为止,正在进入第四次产业革命阶段。第四次产业革命虽然与第二次、第三次重合,但是更重要的,它有它新的技术路径和新的发展前景。这一次的产业革命,“雁头”究竟是美国还是德国,很难判断,我们的某些产业也很先进,中国为什么不能引领呢?因为还差得很远,我们还要有自知之明。

  德国提出工业4.0,德国的优势是工业电子制造技术非常先进,软件不及美国,美国反过来在互联网领域,微电子技术这些方面很先进,但是在工艺制造方面已经空心化了。德国的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中,大概只有10%多一点。德国的优势,有强大的互联网渗透能力,金融危机是因为产业空心化,又提出了再工业化的问题,所以大量的信息技术输出是他们的竞争优势。提出了工业互联网的问题,就是以核心模式,核心产业为基础,围绕它发展相关产业,并且跟我们一样,把这个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

  我们的近邻日本也提出了一系列的产业进化,乃至第四次工业革命占领制高点的规划,一方面从投资来看,在2015年,投资是4400亿日元,但是到2020年,计划投资是12000亿,上升幅度是极大的,上升了几十倍。

  技术路径方面,要微电子系统,通过3D打印,以及与纳米相关的技术来进行整合,进入新硬件时代,由过去的减量制造变成增量制造,这是制造业技术一次深刻的革命,这次革命包括信息网络技术和物联系统,都捆绑在一起,包括新材料,新工艺。

  同时,我们提出了三步走的方针,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2035年,制造业整体到达国际制造强国的中等水平。在建国100年,就是2050年的时候,真正成为制造强国。

  刚才说新一代产业革命,因为美德作为领头羊,一点也不奇怪,我们自身头脑是清楚的,我们还需要三四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成为制造强国。但是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建树,而且技术路径还要选对。

  改造传统产业

  把握技术路径,改造传统产业。我们要从实际出发,产业要逐渐走向高端,但是不能弹跳,必须从实际出发,从目前的传统产业改造出发,传统产业改造无非一二三次产业。

  从农业来说,农业+互联网/物联网。信息技术整个改革农业,甚至新一代的不同于传统的农民,他的投资者也许是工商资本,他依赖的技术可能是生物技术,而不是传统的耕作技术。消费者需要的是标准化、高质量的、绿色的农产品消费。改革传统农业任务繁重,而且也是我们必须走的路径,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技术和落后的商业发展模式。

  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这就是这次产业革命标志性的特征,能不能做到无缝对接,是对我们的智慧和制度设计能力的考验。两化融合发展阶段,从初始阶段,大概要经过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与此相关的政府管理体制,运作模式也要跟进,否则的话,用过去的思维来考虑问题,肯定不适应新一代技术革命,乃至产业革命发展的趋势。

  在服务业方面,已经不是传统的衣食住行,或者说餐馆、饭店,可能是服务业一次深刻的革命。无论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都是二者的相互交叉,这里我用了一个多“2”并存,就是P2P、B2C等等。

  线上线下形成深度融合,形成无缝连接。O2O的模式可能是将来生产、销售,乃至日常生活的基本模式。除了出去旅游之外,几乎可以不用出门,在网上一点击就配送来了,过去逛商店,买东西,都不需要出去了,送来了以后,不需要可以退掉,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而且,传统的销售模式也要发生重大变化,2013年中国B2C网络购物交易市场份额,天猫一家占了50.1%,京东占了22.4%,如果不跟上这种新兴的商业业态,乃至信息网络技术,物流配送技术,很可能就会落后。

  一个腾讯改变了整个交往模式、生活模式,甚至上洗手间都看看微信,刷刷朋友圈,不光是帮政府走上了信息化之路,今年可能为超过6亿用户提供信息服务。

  而且,互联网加速了企业的并购和产业的整合,我们在改革中,其中一个最凸显的,就是大城市的出租车系统,滴滴打车,Uber等等,一下子改变了用车的模式,租车的模式,甚至将来还需不需要开车都是一个问题,还需不需要买车都是一个问题,如果将来随着这种服务业的发展,很可能不需要家里买车了,作为真正的交通必需品未必每个家庭都需要买了。

  社交商务,包括教师讲课都改变了,过去不到一天时间内,我准备不出100张幻灯片,但是现在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把我的思维串联起来。甚至改变传统产业的方方面面,现在建房子,设计公司设计,建筑队施工,农民工在一线干活,将来可能是工厂化生产,远大集团已经把房屋建设工厂化了。细讲起来,建筑信息模型既简单也复杂,融合了方方面面的基础。

  资本市场改革还是沉沦

  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从柜台交易开始的,逐渐发展成主板,我们的资本市场是颠倒的模式。资本市场是一个本末倒置的制度安排,这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现状,主板市场,现在已经上了2011家了,中小板也上了2000家了,下面的只有1200家,交易额新三板才四千多亿。

  中国的股市三千点以下有投资价值,三千点以上有泡沫的成分。我所理解的三千点,最多三千五百点到四千点,这是按照市盈率计算出来的,其他的是靠媒体聚焦,老百姓疯狂入市,一下子搞到制高点,上次到了将近六千点,这次到了五千多点,在这个时候,人们都疯了,都希望还往上涨。

  而且最关键的,我们的制度设计就有问题,一个初生的资本市场应该强制性的进行限制。把虚拟经济跟实体经济之间搞得非常模糊,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到了这边的低点,开始救市,昨天往上涨了一点,大家期待还涨,其实还是恐惧和崩溃,可能是到绝望之后才会价值回归。

  现在大的投资者肯定要套现,要转移,因为资本市场就是要实现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可能是通过资本市场,由产业资本变成货币资本,由货币资本再投入到其他的产业当中去,这才叫结构调整,所以人家撤,套现是对的,所以机构做空。五千点以上,赶快撤,我两次撤都是对的,因为规律在这里。我们看看美国的情况,人家的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一点,下面的都是OTC市场。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3200多家,场外点子柜台交易市场4000多家,粉红单市场6000多家。

  两个方式救了中国的经济

  深化改革,合乎规律的结构反转,1990年代中期,我们两个方式救了中国的经济,第一个方式,中小国有企业改革,一夜之间卖掉了,形成了新的企业形态。另外一个,住房改革,所有攒的钱买了房子,这是多么合算的投资啊,把不断贬值的货币资产变成了不断增值的房产资产。

  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体制创新。从国际比较来看,制造业技术研发投入,英国是超过5%,德国是7.7%,日本是10.5%,我们是1.75%,大概相当于美国的1/10。我们自己公布的,只有0.88%,只有美国制造业研发投资的1/20。

  投资结构也要发生积极变化,投资体制要进行创新,混合所有制经济,各个产业都需要混合,各个产业国有经济都渗透进去了。

  真正的所谓PPP,或者公私合作,主要是讲公共产品和服务,应该是开放竞争的,那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要更开放,真正需要PPP的是在政府,我举了美国的例子,主要是在公共服务和产品当中才需要公私合作,其他的理所当然交给市场。

  高铁的故事,涉及到路径的选择问题,我们现在在这个方面发挥了我们的优势,将来新一代技术革命,磁悬浮能不能在铁路交通领域占领主流,除非美国这样的国家选择了磁悬浮方式作为他唯一的高铁模式,其他国家选择也没用,太小了,一冲,出国了,建了不合算,德国人早就把技术研究出来了,为什么不做呢?一下冲到法国、英国去了。我们选择这个,我们有先发优势,但是这个技术路径,我们能不能保持,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提高安全标准和速度的追求。

  走向世界也是我们产业升级的一个方面,我们为了“走出去”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产业并购等等,包括对美国的投资,一个是讲投资主体,二是讲投资方式。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我们的竞争优势,或者是提升产业结构是关键。

  (本文根据主办方提供的速记整理,未经主讲人审订)

人物介绍

孔泾源,男,1954年12月生,经济学博士、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1988年至199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此后分别在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和国家发改委工作,1996年起,先后任原国家体改委分配和社会保障体制司副司长,原国务院体改办产业与市场体制司副司长、分配和社会保障司副司长、宏观体制司司长,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司长等职,2006年6月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至今已发表学术论文及专著一百余万字,主编《社会保障基金营运管理》、《中国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等著作多部。有关专业论文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十年优秀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曾参与国家及部委多项重点课题和重大政策研究,目前的研究重点在经济体制改革及宏观经济政策领域。